村里要建村史馆，动员我们村民捐献老物件。想着去世的老父亲应该留下了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于是全家动手把家里犄角旮旯都翻了一遍。打开父亲用过的木柜子，只有一个木盒放在柜角， 里面除了老父亲年轻时的相片、得过的荣誉证书、带过的帽徽，还有一张保存完好的党费收据。
阳光照着这张1977年的党费收据，也照在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疼。
40年前，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偷偷的躲在村口池塘边钓鱼，不一会网兜里就有了几条巴掌大的小鱼。我兴奋的收起网兜准备回家，脸上突然一阵火辣辣的疼，抬头看见的是父亲扬起的大手和愤怒的面孔。“放回去！”父亲看着我只说了一句话，很严厉。尽管十分委屈，我还是按照父亲的话把鱼放回了池塘。远远地跟着父亲，一路抽泣着回了家。
父亲把一个纸片放在堂屋的桌子上，坐了下来，我拧着脑袋站在一旁。“知道错了吗？”父亲的语气和缓了许多。“队里有规矩，鱼塘是集体的，不准私人去捞。我们家是党员、是村干部，更不能去占集体的便宜。”
“多大点事，你就打孩子。”母亲走过来给我擦眼泪。“就是，又没人看见。”在母亲的保护下，我的胆子也大了一点。“怎么没人看见？我看见了！”父亲的声调又高了起来。“家里好几个月没见着荤腥了，你还有钱交这个。”母亲边说边拿起桌上的纸片扬了扬。“那是我的义务，是党员就要尽义务。”父亲接过纸片，拿给我看。“党员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父亲当过兵，做过警卫，住过山洞，睡过荒滩。转业时没有进城，也没有进工厂，回到村里当了一名普通的村干部。在那个吃不饱却又正在长身体的年代，我们姐弟三人经常是在饥饿中入睡，但即便这样，父亲也从不允许我们占一丁点集体的便宜。收花生是一个既轻松又可以趁机填饱肚子的好活计，“你们去做什么？混工分、偷花生？”在父亲的坚持下，好心的队长也只能摇头作罢。
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们兄妹一天天的长大了，从没有沾父亲当村干部的光，也没有再去占集体的便宜。尽管父亲已经不再担任村干部了，但村民们见到他还是会尊敬的喊声“汪书记”，村里哪家有点什么事也都会请他去主持公道。
再看看这张久远的党费收据，这是父亲一辈子的财富，它教育了我成长，它还应该去教育更多的人。如今，它陈列在村史馆里，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去给后来的人们讲讲“父亲的党费和集体的鱼”的故事。
本文由堵城镇大学生村官孙瑞根据刘湾村村民汪光明口述其父亲的事迹整理而成。汪光明的父亲名叫汪绪木，出生于1938年2月，1958年3月应征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退出现役，回村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2015年1月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