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曾培养600多名抗日骨干

2021-03-22 11:25  

跨越百年的初心对话

伟大事业,源于伟大梦想。

这是一座大熔炉。

80多年前,600多名热爱祖国的进步青年在这里经过“淬炼”,奔赴抗日前线,其中100多人为国捐躯。

如今,这片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土地,已焕然一新。

2月4日,位于应城市汤池镇的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宁静而温暖,这里也是汤池训练班旧址。

当天,由湖北日报全媒记者、“00后”大学生组成的“初心百年——荆楚大地的追寻”全媒体报道小分队来到汤池训练班旧址,与从这里走出的3位革命先烈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

“初心百年——荆楚大地的追寻”全媒体报道小分队步入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馆前,立有“鄂中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

聂之俊的一封家书

“玉容:离开家里又十日了!在这里并不危险,可不用记着。我们中国这次对日本抵抗,一方面是阻止他们来亡我们的国家,奴役我们的人民。也是中国全体人民求解放,求自由平等的时候。在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将不受外国人的压迫,苛捐杂税的剥削……”

进入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武汉大学“00后”大学生徐宇翔被陈列柜中的一封信吸引了。他轻声念着,若有所思。

聂之俊写给家人的信。

写信人名叫聂之俊,江西省清江县(现樟树市)人,信是写给他妻子的。

1937年,21岁的聂之俊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系。

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遵照周恩来、董必武指示,中共湖北省工委派遣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陶铸,以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名义,在应城汤池镇创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简称“汤池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发展中共组织,建立抗日武装,为发动鄂中敌后抗战培育革命火种。

1937年12月15日至16日,陶铸、邓颖超等分别在国立武汉大学、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招收点。首期招录学员60名,多为各地的流亡学生及湖北本省进步青年,聂之俊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12月17日清晨,聂之俊和同学们一起从汉口出发,次日到达汤池镇。

1937年12月20日,汤池训练班正式开课。

名义上,这个训练班是培养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实际则以政治教育、军事技术培训为主。长期关注、研究汤池训练班历史的应城市退休干部朱木森介绍,训练班就是一座“抗大式学校”。

在训练班旧址,陶铸题写的“站在农村的哨岗上为民族解放而战斗”字样,清晰可见。

“当时的教学环境极为艰苦,学员们穿的是草鞋,吃的是粗粮,睡的是稻草堆,但学习热情异常高涨。”朱木森说。

汤池训练班学员穿过的草鞋。

1938年1月,从训练班结业的聂之俊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党组织派他前往竹溪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竹溪县,聂之俊大力宣传抗战形势,极大激发了当地青年和进步人士抗日救亡的热情。随后,蒋介石对抗日救亡活动百般限制,聂之俊被逮捕。慑于聂之俊在竹溪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国民党反动派于1939年1月22日将他秘密杀害。牺牲时,他年仅23岁。

如今,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还保存着聂之俊写给家人的20多封书信。字里行间,流淌着这位热血青年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

“聂之俊学长,正是有你及千千万万同你一样义无反顾的烈士,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幸福。我要更加珍惜学习机会,努力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贡献。”离开纪念馆时,徐宇翔动情地说。

鲁尔英与24支枪

“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父亲说过的这句话。”2月4日上午,83岁的鲁乾坤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鲁乾坤的父亲名叫鲁尔英(又名鲁俊清),是汤池训练班学员,后成长为汤池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

“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鲁乾坤讲述父亲鲁尔英生前说过的话。

在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鲁晓勇讲述了鲁尔英和24支枪的故事。

鲁尔英是应城市汤池镇孙段村鲁家大湾(现大鲁湾)人,家境不错。中学毕业后,鲁尔英弃笔从戎,后因看不惯军阀的行事作风,回到老家教书。

1937年12月,汤池训练班开课。鲁尔英被陶铸安排负责训练班学员的后勤保障工作,之后他也成了训练班学员。

“训练班除了文化学习,还需要学习军事技能吗?”在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看着陈列柜里的几支枪,湖北经济学院“00后”大学生丰清扬问。

“当时,训练班教员们已经意识到,不掌握枪杆子,一切革命都是空谈。”鲁晓勇介绍,训练班除了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的任务也不轻,为的就是日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5月,中共长江局指令陶铸在应(应城)京(京山)天(天门)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

其实早在3个月前,陶铸就未雨绸缪,募集银元3600元,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香港买回24支德国造的驳壳枪。这24支驳壳枪,成为游击队的“本钱”。

当年11月,陶铸安排鲁尔英等人组织工人、教师、农民、爱国军人,组建汤池抗日游击大队,鲁尔英任大队长。随后,他们在京山成立应城县抗日游击队司令部,原潘家集商民自卫队和汤池抗日游击大队合编为第二大队,鲁尔英继续担任大队长。

1939年2月14日清晨,盘踞于京山、应城两地的万余名日寇及汉奸突然倾巢而出,对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

鲁尔英一边部署兵力,一边安排大部队向东北方向转移。大部分游击队员撤走后,鲁尔英等5名共产党员用1挺机枪、5支短枪和20余颗手榴弹,从3个方向阻击了敌人的3次进攻。当鲁尔英端起机枪射完最后1匣子弹时,已身中11弹,壮烈牺牲,年仅39岁。

“英名留千古,曙光照四海。那些可歌可泣的岁月激荡着历史的回音。这也让我明白,如今的美好生活是先辈们用血肉铸就的,现在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新时代,我们更要不忘初心、铭记历史,写出更绚丽的篇章!”丰清扬深有感触。

汤池抗日游击大队使用过的部分武器。

“旁听生”张谦光

在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湖北科技职业学院“00后”大学生陶泽铎在一位烈士肖像前驻足良久。

这位烈士名叫张谦光,原是一名国民党督学,负责监视汤池训练班的教学,后参加陶铸领导的抗日队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名国民党官员,如何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陶泽铎提出问题。

“创办训练班前,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就说‘国民党是腐败了,我想培养一批像你们共产党人那样能吃苦耐劳、为民众做事的人,到湖北各县去推广合作事业’。可见早在80多年前,共产党人为民之心已众人皆知。”朱木森说,和石瑛一样,张谦光也是一位进步人士。

张谦光,1908年出生,武汉市新洲区人,出身贫苦,很小年纪就外出谋生,半工半读,曾在国民党湖北省教育厅举办的社会文教人员训练班受训。1934年,张谦光任大冶督学,两年后调任应城督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民族灾难更加深重的时候,张谦光意识到不能指望国民党挽救民族危亡。

1937年底,汤池训练班第一期开学不久,张谦光被应城国民党当局以应城督学名义派到训练班“旁听”,实为监视。

很快,张谦光从冷眼旁观变成全神贯注。短短两周的耳濡目染,让他看清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更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汤池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后,张谦光继续以督学名义一面积极鼓励青年学生来训练班学习,一面号召和组织进步教师深入农村开展抗战宣传工作。

1938年10月,应城沦陷,张谦光毅然参加陶铸领导的抗日队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任中共应城县委书记兼县长、襄北地区专员、兴山地委书记兼鄂西北军区二分区政委。

1947年2月26日,在兴山县平水河一带,张谦光所率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激战中张谦光中弹被俘。敌人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都未能使他屈服。张谦光最终英勇就义,时年39岁。

朱木森说:“汤池训练班就是一座大熔炉。在这里,不少像张谦光一样的进步人士走上革命道路。”

聆听朱木森的讲解,陶泽铎深有感触地说:“张谦光展现了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执着追求、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00后”大学生在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了解英烈事迹。

初心传承青春感言

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生命更崇高的意义在于为人民付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

当坚定的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都汇聚到了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身上时,他们的人生熠熠生辉。

——武汉大学“00后”大学生 徐宇翔

我们要坚持理想信念,坚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湖北经济学院“00后”大学生 丰清扬

纪念馆里,每个物件背后都有一个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每个故事都浸透着革命先辈的血和汗。没有他们的前赴后继,哪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作为新时代青年,既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00后”的我们当奋发努力,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00后”大学生 曾梓恩

回顾历史,更要牢记历史、不忘初心。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战乱纷扰,更应该珍惜当下。

我已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想像先辈一样成为一名党员,从小事做起,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00后”大学生 陶泽铎



来源:湖北日报

编辑:熊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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