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
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
黄州东坡文化分论坛开幕式
在纽宾凯瓦尔登酒店会展中心举行
黄州东坡文化分论坛是
2023年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的首场分论坛
“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活动，主要是利用方志资源优势，深入探究地域文化、乡邦文化、方志文化，更好展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本次分论坛，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黄冈市委市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协办。分论坛以“黄州东坡文化”为主题，邀请全国研究东坡文化的知名专家交流研讨，碰撞思想火花。
黄冈师范学院师生表演歌伴舞《观溪》
黄冈市艺术学校师生集体朗诵《念奴娇·赤壁怀古》
参与论坛活动嘉宾还共同观看了专题片《黄冈有志》
论坛以主旨演讲的形式，对黄州东坡文化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等进行深入研讨，一起提炼和展示东坡文化蕴含的精神标识和思想精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吧～
《在黄冈谈中国文化自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孟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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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在讲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都是用文学的语言讲。但是具体地说，优秀传统文化到底是哪些呢？这需要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体会，也需要学界认真研究。
我认为，地方志传统就是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因为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最重视历史。早在西周的时候，有人说商朝，就有国家的史志机构，后来开始出现地方志。中国有一个概念是清史留名，在唐朝，如果有重要的好事发生，大家会写报告给皇帝，希望朝廷批准把这件事载入史册。因为《二十四史》不能记录太多的历史，所以至少从唐代开始就有完整的地方志书开始书写，记录好我们自己的历史，让应有的人清史留名。这是中国独有的传统。中国一直到今天还有史志办，这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黄州的优秀传统文化很多，我们在这里召开会议，是因为黄州可以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代表。
大家知道的苏东坡，给我们留下最重要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人生的韧力、韧劲，他是打不倒打不死的苏东坡。其实离开黄州以后，苏东坡也没有一帆风顺，继续遭受挫折，他对变法出了意见，就被贬谪到黄州来了。受到政治打击、朝廷的打压，几乎就是苏东坡的人生特长。苏东坡的故事跟中国文化很相似。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从始至终，这是全世界范围内都承认的一个现象。传统的古老的文明古国，完整流传至今的，只有中国。中国历史上受过无数次打击，但是都像苏东坡一样，每次打击之后再重新崛起。所以，中国文化百折不挠，苏东坡的人生百折不挠。苏东坡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朝廷、官场是不可能有力量打倒苏东坡的，因为苏东坡掌握着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特征到底是什么？早期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没有不同，夏商周和希腊、罗马都是贵族文化，都是贵族品质，都是贵族时代。但是经过春秋战国550年的变迁，中国文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就是进入秦汉以后，中国进入士大夫文化，告别了贵族时代，此后的中国就是士大夫成为中国中流砥柱，成为中国精英阶层的时代。士大夫依靠文化立身，贵族依靠血缘立身。
中国的士大夫时代，世人因为顶天立地，掌握文化，就像苏轼那样，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力量。在这个文化里面，个性是最重要的，不是靠家族的力量，虽然三苏都很突出，但是苏东坡一定是一个伟大的个体，所以不像贵族那样依靠家族，中国的人才观永远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苏东坡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中国文化代表性的人物，还有很多，没有一个不是个性化突出。贵族时代的贵族是依靠血统占据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垄断性的地位。中国的读书人是靠个性竞争、和平竞争，才参与社会建设，这就是大家熟知的考试制。
东汉开始有阳嘉改制，到隋唐候开始有科举考试。考试是中国对世界选拔人才最重要的一个贡献。黄冈最有名的黄冈中学，继承了中国考试文化传统。
当然，考试不能决定一切，考试仅仅是一个起点，但是没这个起点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不能想像苏东坡如果不考进士会是怎么样。中国文化的优秀面很多。靠个人竞争影响社会，中国文化的力量才具有这么强的延续性和抗击打能力，至今屹立不倒。展望未来仍然可期。
《苏海纵论——苏轼研究史的一个别样角度》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陈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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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苏海，既可喻指苏东坡其人其作那种海涵地负的浩瀚气象，也可借指已如汪洋大海般的苏学研究，因此在苏东坡研究史上，其涵容性较苏学更为广阔。在清人王文诰有《苏海识馀》前后，苏海概念一脉相承，是苏东坡研究领域具有丰富内涵与发展潜力的统摄性范畴，也可视为苏东坡研究史的一个别样角度，值得细加梳理和认真辨析。
【关键词】苏海；苏学；苏东坡研究史
苏海，即苏东坡之海，喻指苏东坡其人其作那种海涵地负的浩瀚气象。苏东坡曾云“万人如海一身藏”，这句诗正可谓其自家写照，一如“苏海”之恰切。在苏东坡身上，既有作家的身分、文人的气质，同时他也是一位重量级的学者。纵观《三苏全书》《苏轼全集校注》各洋洋20册，及《苏轼著述考》，就可以感知苏东坡非常全面的才华与学养、素质和成就，诗词文赋，经史子集，传统的中国文学体裁、学术研究领域，他大都有所涉及，且堪称专家。可以说，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三位一体”者，也就是将学者、文人以及朝臣这三种身分完美融合为一身者，他作过翰林学士，也作过三部（吏部、兵部、礼部）尚书，还作过八州（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太守，又前后八次进京做过朝官。
在中国历史上，“三位一体”——将三种身分合为自己一身的名人，苏东坡不是第一位。前面，有他的老师欧阳修；与他同时，还有同事同僚王安石，同时被称为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也都是这样的“三位一体”的人物（巧的是，欧、王、苏三人皆享寿六十六）。尽管苏东坡不是第一个“三位一体”者，但是他的名气最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背后有“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有《赤壁赋》，有《念奴娇·大江东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在杭州写下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庐山写下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作品，但凡仅留一篇，即足以名垂千秋，就像他平生所慕的唐代大诗人白乐天，是以《长恨歌》和《琵琶行》知名一样，作品就是他们作为文人的符号、代表、象征。
一
研究苏东坡其人其作，窃意最恰切的概念就是“苏海”，这一概念可以完美地统摄、把握这样一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艺全才和天才，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通才，这样一位英魄长存、影响深远的重量级人物。
千年英魄在，代代昭后人。五百年出一个英雄，而千年才能出一位苏东坡。也就是说苏东坡的身后寿已达千年。中国文化讲，五百年出一个英雄，《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杜甫眼中，诸葛亮是英雄，所以《蜀相》诗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是，与诸葛亮同时的曹操眼中，他和刘备才是英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白居易对好友元微之引述过这句话。 刘禹锡去世时，白居易《哭刘梦得》又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于是，金元之际著名文人元好问（1190～1257）《感兴四首》第二首里说：“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 意思是说，并州五百年才出了一个白乐天，并州是九州之一，主要指山西太原一带，白居易常常自称“太原白居易”，因为太原是他的祖籍。明代华亭人宋存标（1601？～1666）在《古英雄三语赞》里也引白居易为英雄，赞云：“琴一张，酒一壶。月为镜，云为图。天地宽，任浩歌。琵琶行，池上篇。陶然醉，不参禅。香山老，白乐天。” 但是清代桐城人刘开（1784～1824）《琵琶亭》却说：“白傅风流迹尚存，萧条亭外又黄昏。人间多少英雄眼，不把青衫拭泪痕。” 可见，白居易并非是众口一词所公认的英雄，苏东坡则不同，他是无可争议的英雄。
什么是英雄？英雄的概念，我们有中国人的理解，也有外国人的理解。牛津字典所给英雄（hero）的字义大要有四：第一是具有超人的本领，为神灵所默佑者，其次是声名煊赫的战士，曾为国争战者，第三是其成就及高贵性格为人所景仰者，最后是诗和戏剧中的主角。可见，凡是英雄必定是非常人，得天独厚，能人之所难能，在艰危时代能为国家杀敌御侮，在承平时代他的事业和品学也能为民族的楷模，在任何重大事件中，他必是倡导推动者，如戏剧中的主角。名称有时不很一致，圣贤，豪杰，至人，所指则大致相同。
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著有《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and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他认为：“伟人一个重要的基本品质就是：他本身是伟人，他这个人是伟大的”，“伟大人物总是像天上的闪电，普通人只是备用的燃料，有了伟人这个火花，他们才能燃烧发光。”但是，中国人向来相信“时势造英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英雄的闪电不过是一种徒劳的光亮而已，历史很可能会重新安排。无人响应的闪电和奇迹，只能在寂寞的原野里自生自灭。所以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认为：“英雄只是贴在历史上的标签，他们的姓名只是历史事件的款识。”
英雄的概念，也有今天比如大片儿——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建构的银屏上的英雄，也就是李连杰饰演的那个角色。追溯英雄的词源，有影评者认为，就是能“以一敌众”。 其实我理解，那个角色的英雄性格，一言以概之，应该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就是法兰西哲人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所说：
Il n'y a qu'un héroïsme au monde: c'est de voir le monde tel qu'il est, et de l'aimer.
There is only one heroism in the world: it's to se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to love it.
陈筱卿先生译为：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且去爱它。
傅雷先生译为：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
有人认为，英雄主义者，不是诗人。对此，朱光潜（1897～1986）表示异议，专门撰写了《诗人与英雄主义》，认为与诗的精神相悖的不是英雄主义，而是犬儒主义。他引述卡莱尔的话说：“英雄崇拜就是对于伟大人物的极高度的爱慕。在人类胸中没有一种情操比这对于高于自己者的爱慕更为高贵的了。”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至于“千年英雄”的称号和概念，则来自域外，是法国的一家报纸，在公元两千年那个时间点上，回溯甄选公元一千年前后的英雄。法国这家《世界报》的副主编回忆说：“我们决定写一篇专栏文章，分为十二期，讲述在公元1000年前后生活的世界知名的十二位重要人物的生活，覆盖欧洲、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以及亚洲。” 12位世界伟人，中国只有一位，就是苏东坡。法国纪念历史的活动，反馈到中国，大家觉得，确实和我们从前认识的苏东坡很契合。《人民日报》为此还专门刊发《西方人眼中的苏东坡》的评论员文章，给予介绍。从此，苏东坡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千年英雄。
二
千年英雄也好，天才通才全才也罢，确实是有尺度的。就算重要和重量，也是有档次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到重量级这个级别的。像唐代，我们讲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是现在中国文学史公认的重量级，那么宋代呢，就是苏东坡、陆游、辛弃疾，不仅作品好，而且人格没有瑕疵，又魅力十足。有一个概念叫“文如其人”，但在历史长河当中，经常有文与人不对称不对等的现象。举个例子，明代有一个严嵩，在历史上是一个负面人品的典型，但是他的诗做的非常好，文品和人品极不对等。这种人物就无法进入到重量级，不像苏陆辛，李杜白，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人和文都值得我们去学习效仿。
在这一点上，苏东坡一生所展示出来的，不愧是一位令人尊重的英雄。他说自己的平生功业，径直忽略上面提到的种种显赫要职，只提到黄州、惠州、儋州三个他人生的低谷，正是在这三个低谷里，才激发出中国历史上这位千年英雄最亮丽的文学光芒，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吟唱，“千古风流人物”，也正是“千年英雄”的同位语。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自惠州出发，准备渡海，写信给王敏仲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殆与长子迈决，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态，跃然纸上。
从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苏东坡总结平生功业的地方，再放大了看去，今天的中国有18个城市，在轮流举行纪念苏东坡的活动，看似毫无联系的18个城市，因为东坡曾经涉足而联系在了一起，从东坡的出生地眉山，到他的仙逝之地常州、归葬之地郏县（今属河南平顶山市），算下来，苏东坡一生经行之地，或者说到过的地点，有具体地名或名称者近千处，其中主要是以下18个城市：眉山、开封、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颍州、扬州、润州、定州、惠州、儋州、廉州、常州、郏县。
此外还有真州、江宁（金陵）等地。统计下来，苏东坡一生中约有八年的时间是走在路上，整个行程超过三万公里。关于苏东坡一生行踪轨迹与文学地理的研究，目前最为翔实的成果是李常生先生的《苏轼行踪考》。这是一位常州籍的台湾学者，基本上考察过苏东坡行踪所到的18个城市，非常值得钦佩和学习。有老人家在前引路，我们后辈责无旁贷。2020年可以算是我的苏东坡年，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深受疫情影响，但还是沿着苏东坡的行踪，李常生先生的足迹，踏访了眉山、开封、徐州、扬州和海南的海口、儋州等地，此外，还有苏东坡好朋友黄庭坚的家乡——江西修水，等等。有些是第一次，更多的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是第六次，也就是扬州。
2020年夏天，我们在扬州召开了“苏东坡与扬州文化”学术研讨会。当时尽管疫情尚未结束，但是扬州的街上，已经很少能看到戴口罩者。在后疫情的时代，扬州人民为什么要纪念苏东坡？仅仅是因为苏东坡曾经做过扬州太守吗？还是因为苏东坡给了我们在最低境遇中活出最高境界的榜样？因为苏东坡给了我们如何面对绝境的鼓舞？因为苏东坡给了我们把一蓑烟雨走成清风徐来的启示？或许后三者，才更为重要。
每到扬州思坡翁。扬州对于东坡而言，意义重大。他的老师欧阳修在扬州建了著名的平山堂，东坡紧随其后，在平山堂后面建有谷林堂；他的弟子秦观就是扬州下面的高邮人；坡翁总结一生功业，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首《自题金山画像》的金山，就在扬州的对岸，所谓“京口瓜洲一水间”的地方。虽然东坡在扬州做官时间不长，只有半年，但来往次数之多却是喜爱下江南的乾隆皇帝的两倍，因此，东坡与扬州也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广陵和江都之外，扬州还有一个别名——“海西头”，即孟浩然所谓“遥寄海西头”。无论在大运河的脉络里，还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苏海泛舟，扬州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码头。扬州，与中国的香道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这座以烟花三月著称的城市，在华夏嗅觉审美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其中也留下苏东坡对香道文化的独特贡献。在扬州秀丽的湖山背后，是深厚的人文积淀，而吸引东坡的，自然还有他的老师留下的遗迹和诗词。从醉翁的“手种堂前垂柳”（《朝中措·平山堂》），到坡翁的“仍歌杨柳春风”（《西江月·平山堂》），可以一窥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传承谱系。
我的家乡天辽地宁，也有杨柳依依，可惜没有坡翁遗迹，因此在学习和理解坡翁其人其作时，常有缺乏现场感和无法身临其境之憾，为了弥补遗憾，我几乎走遍苏东坡曾经走过的城市，其中六访广陵，数探坡翁遗迹。来到名闻天下的瘦西湖，沿湖北上，即谷林堂、平山堂，因此，欧苏遗范尚可謦欬遥闻，一如其文字和书迹之可观可亲。以瘦西湖闻名天下的扬州，其实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也是美学风范由丰满之神向瘦癯之韵转变的关节点，一如杭州西湖与扬州瘦西湖在外形上的环肥燕瘦之别。
三
瘦西湖之湖，与苏海之海，可谓境界迥别。观夫水者，至海而止。千古文人一东坡，苏东坡诚可谓海纳百川，他所师法和景仰的历代前贤，如涓涓细流，漫漫清河，在一代坡仙这里汇为江海，苏海正可十分形象地用来喻指苏东坡其人其作那种海涵地负、海纳百川的浩瀚气象。这种气象，非海不足以言其大，非海不足以言其深，非海不足以言其广。因此，苏门弟子张耒《赠李德载》诗云：‘长公波涛万顷海”，宋代蜀人赵夔《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序言中说，诵东坡先生诗文，“其初如涉大海，浩无津涯，孰辨淄渑泾渭，而鱼龙异状，莫识其名，既穷山海变怪，然后了然无有疑者”。 可见苏东坡与大海之间，有着不解之缘，用苏海二字来形容其成就与影响，正是水到渠成的恰切之喻，因为，非海之广不足以道其“波澜浩大，变化不测”，非海之深不足以称其“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 。
《四库全书总目》提到，“世传‘韩文如潮，苏文如海’……皆惯用而昧其出处，今检核斯语，亦具见于是书（智按：指《文章精义》）。盖其初本为世所传诵，故遗文剩语，口授至今。” 而与其所引文字稍异，元初李淦所著这部《文章精义》的原文是：“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 在学术源流上，李淦是朱熹再传弟子，生活时代在许衡稍后，身为元朝国子助教，他在《文章精义》所表达的论文标准、重韩轻苏的倾向，兼具学术理念和官方意志：既代表元初理学家对文章风格的取向，也是元朝推尊朱子之学为官学的要求，从“韩海苏潮”的定位，可以看出程朱理学在元初的上升态势。
在李淦之后，元人陈绎曾《文式》云：“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 将“苏如潮”升级为“苏如海”，与韩并列称海。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苏如海”，从中可见，苏海一称，其源有自。与之相映，东坡之号的取源、他格外钦慕的白乐天，则以白家池而闻名。点出池与海，当然不是意在评骘白、苏二人之高下，但时代与境界之别，于此亦可见一斑。《阿含经》云：“四河入海，与海同流。”日本五山禅僧笑云清三所编的苏诗讲义录集，亦名为《四河入海》。 虽取义有别，但与苏海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末崇祯四年（1631），吴伟业（1609～1672）为《苏长公文集》写有一篇序，《苏长公文集》是他的老师张溥（1602～1641）所编，吴伟业在序中认为，《文章精义》之说非确论也，他说：
李耆卿评文有云：“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非确论也,请易之曰：韩如潮,欧如澜,柳如江,苏其如海乎！夫观至于海,宇宙第一之大观也。虽然,以长公之文而不出吾师之手眼,为之选定,以示后世,大海洋洋,谁涉其涯？亦徒有向若长叹而已。然则宇宙之第一文字,固非真第一人不能知也，是集所为选也。
这样一来，韩柳欧苏的顺序，变为韩欧柳苏；“柳如泉”变为“柳如江”，包容更广，格局更大，显示出柳文地位有提升；最重要的是，韩愈和苏东坡对应的形容词，恰好作了调换，“韩海苏潮”变为“韩潮苏海”，在某个侧面体现出元代初期崇尚韩文到明代末年推尊苏文的转变。
晚清学者俞樾（1821～1907）对“苏海”一词亦有所辨析，他在《茶香室丛钞》卷八“韩海苏潮”这一则中说：“国朝萧墨《经史管窥》引李耆卿《文章精义》云：‘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然则今人称韩潮苏海，误矣。” 尽管他忽略了吴伟业的分析，对“苏海”表示“误矣”之指责，但也未能改变人们习用的“苏海”这一评价，例如，清末才女汪藕裳（1832～1884）《子虚记》即曰：“苏海韩潮文字美。” 晚清张佩纶（1848～1903）《涧于日记》亦云：“吾颇疑坡公以孟郊诗为彭蚏、以山谷诗为江珧柱皆有贬词，试问能与韩潮苏海较耶？” 称之为韩潮，或许免不了让人想起韩愈在潮州做过太守；称之为苏海，则免不了让人想起苏东坡在海南待了三年。所以韩潮苏海，就是比韩海苏潮更加恰切一些。
清代康熙间，蔡方炳《东坡文选序》云：“昔人之言曰：韩如潮，苏如海。今夫海，世之珍怪奇宝，无不出其中；巨细美恶，污洁之物，江、淮、河、汉之水，以至畎浍之流，纳之而皆不见其迹。潮亦海之所生也，然其来也，汹涌澎湃，浴日月而震天地，虽智者不能测，勇者不能撼。人可以入海，而不能逆潮，则学者难易之别也。” 嘉庆间，海阳郑昌时《韩江见闻录》“韩庙苏碑”一则，也继承了“韩潮苏海”的说法，他说：
苏文如海，韩文如潮。海言所就之宏深，潮言其气之盛大也。韩庙而苏碑之宜哉！人传苏文忠公在惠州作韩文公庙碑之时，沉吟良久，及得“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二语，拍案而起曰：“文成矣！”是为作文争起手法。然篇中议论之精，尤在“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数行。予题碑阴，有句曰：“两代文章配潮海，千秋穷达证天人。”谓此也。
“韩潮苏海”由此沿用至今。但需要说明的是，苏东坡的韩文公庙碑，并非作于惠州，而是作于“海西头”的扬州。而大家之所以开始以讹传讹，后来又习误为是，其内在的理路，不仅仅是因为“韩潮苏海”中，与苏东坡同为摩羯座的韩愈作过潮州太守，今天的韩文公祠已经成为潮州的地标，因此韩潮更容易为人熟悉，而是因为，只有苏东坡才当得起这个“海”字。因此，清代著名戏曲家孔尚任《桃花扇》说过：“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 随着这部雅俗共赏的剧作成为经典的影响力，“苏海”一词流传渐广，更加深入人心。
晚清岭东杨毓辉《郑观应〈盛世危言〉跋》称：“观其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直兼乎韩潮苏海，则不啻读《经世文编》焉。”清代洛阳弓翊清《（道光本）斜川集序》谓：“一堂星聚，绵井里之馨香；三代云联，成诗歌之盛举。此渊源以续，宜附斜川，浩翰无涯，益钦苏海也。” 可见，作为历史上少有的文艺天才、全才和通才，苏东坡实在无愧于“苏海”这一誉称。
四
苏海，除了喻指苏东坡本人海涵地负的浩瀚气象之外，还可以用来借指已如汪洋大海般的苏学研究。十几年前，为一探苏海之深，我曾类编《苏轼研究文献》，涉及其人其作，包括诗词文赋及书画，分为文本整理、年谱传记、研究论著等，几番增补，所用检索手段还比较原始。最近出版的《三苏文化大辞典》和《三苏文化研究资料索引》则更为全面地展示出苏海之深之广。今天，检索海量数据组成的读秀数据库，以“苏轼”为书名的中文图书多达 1123 种。中国知网以“苏轼”为篇名的文献共计6793 篇（1957-2019）。其中期刊论文5819篇（1957-2019），会议论文132篇（1984-2019），学位论文425篇（2000-2019），报纸文章93篇（2011-2019）。同一时段，维普期刊7958篇，万方数据7316条（其中期刊论文6808条，学位论文391条，会议论文117条）。 这还不包括与之相关的其他检索词，诚可谓“苏海”。所以，王水照和巩本栋两位先生都曾写过题为《走近苏海》的文章，或归纳东坡的思想学术与文学，或反思苏轼研究。
苏东坡有多方面的才能、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丰富的文化性格。就像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文心雕龙》有“龙学”，研究莎士比亚有“莎学”，研究许慎及《说文解字》有“许学”，当代还有所谓“钱学”，专门研究钱锺书先生。研究苏东坡，自然也可以称之为“苏学”，例如薛瑞生先生撰有《苏门、苏学与苏体——兼论北宋的党争与文学》，曾枣庄先生撰有《论苏学——纪念苏轼逝世900周年》。不过，相比“苏学”，我更青睐用“苏海”来概括我们对东坡的学习和研究，因为“苏海”较“苏学”更具包容性，也更接地气。或许《辞海》与《辞源》之别，差可参考。就像大海的两个面向，既浩瀚博大，柳宗元《东海若》所谓“今夫大海，其东无东，其西无西，其北无北，其南无南”；而走进其中，还会有一些波澜，木华《海赋》所谓“泱漭澹泞，腾波赴势，江河既导，万穴俱流。掎拔五岳，竭涸九州”。大海既富有可亲切感，又有一个距离感。从“走近苏海”到“走进苏海”，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也是境界顿异。可与“苏海”相并的概念，古人主要用于书名，如清人的《赋海大观》，今人的《清文海》，还有《子海》等，而用于作家者尚尠。物以稀为贵，名亦如是。
走进“苏海”的途径和道路很多，例如，可以在故宫（包括沈阳故宫、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寻找苏东坡，通过收藏在那里的历代书画，勾勒东坡的广大影响力。书画是文学之外适合沟通不可名状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就东坡主题绘画而言，其中第一个聚光点首推《赤壁赋》。今存最早者为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乔仲常师法的李公麟是苏东坡好友。此后，金代武元直《赤壁图》，反映着北宋晚期苏东坡负冤，苏学盛于金的潮流。南宋马远、杨士贤、李嵩的《赤壁赋图》，都在为苏东坡平反，尤其是孝宗追谥文忠，称之为“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的“一代文章之宗”以后。元代赵孟頫作《赤壁赋》书画以降，明清继作者纷起，名家如唐寅、文征明、徐渭，直到晚清海上画派的任颐，都有名作。在这些名作绘制的清风明月的空明和水光万顷的苍茫中，读者可以直观体验到苏东坡那种潇洒旷逸的精神。
《东坡笠屐图》也是重要东坡主题绘画的聚光点。元人吴澄、郑元祐、张昱和明人王鏊均有《笠屐图》的题画诗，明人唐寅、尤求、朱之蕃、孙克弘、张宏和清人黄慎、费以耕都绘有此图。海南儋州东坡书院的标志性雕像，也是戴笠着屐的老年东坡，壁上石刻的《坡仙笠屐图》有宋濂明洪武十年的题词：“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假笠屐著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群犬争吠。东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数百年后犹可想见。”这个掌故，增加了绘画的传播力，无论真虚，都使得东坡的胸襟情怀得以具象化。苏东坡被流放到天涯海角之地，却在一笠一屐间化解悲剧心理压力。旷达不是没有悲剧，而是能够化解悲剧，超越悲剧。
书画之外，也可以通过“重走东坡路”这样的游学方式，寻访东坡遗踪，参观眉山三苏祠，郏县三苏坟，扬州谷林堂，苏州白苏二公祠，杭州苏东坡纪念馆，黄州东坡赤壁，惠州苏东坡纪念馆，海口五公祠，儋州东坡书院，常州东坡公园……这时你会发现，自己随时可能在祖国秀丽的山水名胜中，与“身行万里半天下”的东坡不期而遇，诚可谓“江山何幸，但经宦辙便千秋”（金安清题湖北黄州苏公祠联），只要是苏东坡做官的地方，即使只是路过，哪怕他是贬谪，那个地方也会成为风景，衍为名胜，与苏东坡结缘，既是那里山水的幸运，也是后人走进“苏海”的通途。
当然，也可以参加同龄人之间的各种读书会的活动，与同好和朋友交流，同时向老师和专家讨教，或者参加中国苏东坡研究学会等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也可以借助阅读、观赏、吟诵、书写等更为便捷、在疫情之下更易采取的书斋方式，与东坡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而无论那种走进苏海的方式，都无法超越已有的研究成果，只有站在这些已有成果之上，我们才能有效地亲近苏东坡；也就是说，只有首先了解第二个义项“苏海”，才能更准确地深入把握第一个义项的“苏海”。当然，首先是对东坡的兴趣，才能从“走近苏海”，升级为“走进苏海”。
巍巍苏学，浩浩苏海，如果沿流溯源的话，较早使用“苏海”第二个义项者，是清代的学者，《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的作者——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王文诰，他在《编注集成》附录的《苏海识馀》开篇说：
苏海之说旧矣。绍圣四年，东坡公发惠州，迁儋耳，自新会赴新康，至古劳，河涨不可渡，休于鹤山之麓者数日。公既去，而所居遂为坡亭，地曰苏公渡，见前明陈献章诗中。邑令黄大鹏又手劖“苏海”二字于厓之上，嗣是更名苏海，至于今盖三百年矣。曩者予访公渡海轶事，尝亲至其地，察视所由，则汪洋渺弥、横无涯际。观于海者，亦足致朝宗之意焉。然公神在天上，犹水之无往不在。公既自为发之，岂于一驻足间，独眷眷于兹土。且其诗文，跨越唐汉，衣被天下，已昭然载四库中。若由今以稽之于古，是所谓“苏海”者，当穷其所至观之，必不囿于一隅也。
王文诰径直省略了元代李淦、明代吴伟业以来对“韩潮苏海”的辨析，另辟蹊径，从地理遗迹上“苏海”二字的起源说起。明代地方官黄大鹏曾在东坡当年于古劳（今广东鹤山古劳镇）渡江处的崖壁上刻“苏海”二字，以名该地。王文诰就此追忆自己访东坡渡海轶事，曾经亲至其地，察视所由，则汪洋渺弥，横无涯际。“若由今以稽之于古，是所谓‘苏海’者，当穷其所至观之，必不囿于一隅也。予招工设局，写刻本集，凡五年而工垂成。此五年间，续有所得，皆补葺旧事，诚当以‘苏海’名之。而自顾闻见短浅，囿于峤外，尤当以‘苏海’名之。下揖陈、黄，而上追赵宋，则庶几有以自处矣。爰随笔录之，名‘苏海识馀’云。”王文诰《苏海识馀》全稿共四卷，卷末曰：“凡所笺未及入载者，详《苏海识馀》中。其有续考人事，补《案》所不备者，亦附见焉”，其所补所附，涉及东坡诗文本事、诗集编刻、人事交游、时政背景、身后评论等各类内容，与《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以诗文为纲详述东坡行实不同。由此可见，王文诰所云“苏海”，早已超越苏东坡及其诗文，扩大至与苏东坡相关的一切。
五
苏东坡《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曾写道：“天容海色本澄清”，澄清与波涛汹涌，是大海迥然不同的两个样态。苏东坡这样的奇才、天才、通才、全才，善于将两种迥然不同的风貌，有机而完美地融合起来。这一点与苏东坡的海南经历密切相关。由于对苏东坡有重要意义的海南，我认为，完全可以在“苏海”以上两种含义以外，增添一个义项，用来指代苏东坡在海南的成就，并借以形容近年来全国各地苏东坡研究蓬勃开展中最引人瞩目的海南所取得的成绩。
举一个小例子。海南昌化江北岸，有一座峻灵山，山不在高，有庙则灵。峻灵王庙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昌城村西，距离昌化港一公里，面向大海，庙宇雄秀，是当地重要的名胜古迹。有山则有庙，有庙则有碑。碑高72厘米，宽66厘米，厚15厘米。 庙不在大，有碑则重。碑虽已残，但非常关键，碑文第一段是苏东坡《峻灵王庙碑》原文，不足为奇，亮点在第二段跋文：
……昌化令何適以书来喻曰：东坡先生为峻灵王庙……愧之。公到儋才两月，遂获北归，愿书此文……寄责授海州团练副使府□折彦质。县令何適立。
其中勾稽出一位历史上的失踪者——曾经与苏东坡时空交集的立碑人何適，建炎二年时任昌化令。跋文不仅可补《全宋文》，也可补历代方志中的一位重要地方官员，虽然他品秩有限，但却是海南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更是苏海中一朵耀眼的浪花！文中所谓折彦质（？～1161），是南宋重臣，官至签书枢密院事，也是位诗人，有《葆真居士集》传世，尝作《燕祉亭》六绝句，周必大称其“脍炙人口”。折彦质靖康元年（1126）年底责授，建炎元年（1127）年初赴任至昌化军贬所，时近中年，居儋五载，与昌化县令何適，在此因苏东坡及其《峻灵王庙碑》交集，同时为残碑真实性给与坚实的背书。
苏东坡曾感慨自己“七年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提举玉局观谢表》），今抚残碑，深感残碑历近千年，不意独存，亦适有天幸，虽未存其全，然已弥足珍重。张三光《重立峻灵王庙小记》结尾称：“余特表而揭之，以著王灵如此。”我倒觉得，这与其说峻灵王之灵如此，不如说是一代坡仙、千年英雄之灵，护佑此残碑在海隅之地得以幸存于天壤。近几年，我多次因苏东坡走进海南，在海口五公祠，在儋州东坡书院，深刻感受到苏东坡与海南的不解之缘。作为一个东北人来到海南——苏东坡笔下“如度月半弓”的海南，心情喜憾兼有。憾的是，想起自己家乡极少中国古代文学遗迹，因此在学习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时，常有无法身临其境之憾，尤其是在选择苏东坡作为研究对象之后，面对这位“身行万里半天下”的文化巨人，在时间距离和文化修养差距之外，更加深深遗憾于这种遥远的空间距离。可喜的是，这种时空遥远的距离，今天有幸大大被缩短，我感觉自己也离千年英雄苏东坡更近了一步。
江山如有待，在被放逐海南的三年间，苏东坡不仅实现了多舛人生的自我救赎，更将中国文学从中原和内陆延展至广阔的海洋，更把中国文学的气貌——气象和面貌，提高到了海洋一样的新境界。海洋天生具有一种雄壮而浩荡的精神气象，木华《海赋》所谓：“何奇不有？何怪不储？芒芒积流，含形内虚。” 苏东坡不是以文学触摸海洋的第一人，却是值得被重新认识的重要作家。渡海和海南的三年生活，激发了东坡崭新的文学灵感，一种唯有从海洋中始能获得的写作灵感，由此产生，成为苏东坡带给宋代文坛新篇章的源动力。
中国是大陆国，尽管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家，但与希腊文明不同，中国政治版图一向重陆轻海。任何王朝若以华夏自称，必然以逐鹿中原为重心。有学者认为：“中国失去近代化的机遇，其实并不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后海洋战略的趋于保守，而是早在宋代经济发展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就已经失去向海洋发展的大好时机了。因为有宋一代缺乏向海洋发展的思想动力。” 不过，与经济和政治层面有别，窃以为，在文学领域，宋代是中国海洋文学蓬勃发展的朝代，苏东坡的作品更是中国海洋文学不可忽略的重要篇章。
堪与之颉颃的是，在苏东坡之前，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里，还没有海南这一笔；但在苏东坡之后，中国文化版图中，海南已经成为重要而不可忽略的组成，这是唯一既受大陆文化影响，同时又不断反哺大陆文化的一个独特区域，正如苏东坡与北宋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接受海南地域文化影响的苏东坡，同时也对海南文化的发展具有启蒙功能与拓展意义。苏东坡在海南三年，通过千载未朽的文章，完成自己最后的功业，由此也润泽了后世的海南文化。而别有天地的海南文化，也同样滋养了东坡，以沉香般的浓烈烘焙出、淬炼出、培育出崭新的东坡气度。苏东坡与海南可谓彼此赋能，互相成就。毕竟，眉山东坡早已将海南视为其家乡，朗声宣称：“我本海南民”，又说：“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还说：“海南万里真吾乡”。而如今的海南人民，则把东坡视为特有的精神地标。在海南开展苏东坡文化研究、发展东坡文化旅游，势必要立足于海南的历史、文化、区位与现实条件等实际，合理发掘、充分研究、系统组织、科学发展。
海南为时代玉成了坡仙，坡仙也从此改变了海南的文化僻壤地位。再放宽放远一些，当更可体察到，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文人。北宋文化吸纳前此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苏东坡正是受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所滋养和孕育，同时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尤其值得珍视的是，其智慧光芒照耀之下的不可救药的乐天主义和旷达胸怀，在今天显得格外宝贵。
六
在介绍了“苏海”的概念之后，我想谈谈理解苏海的几对关键词。第一对关键词，是苦难与超越；第二对关键词，是日常与风流；第三对关键词，是绚烂与平淡。我认为，以上三对关键词，彼此支撑，互补相溶，是成就东坡那种温暖却不刺眼、热烈而不张扬的文学个性的源泉，可以作为解开苏子瞻如何成为苏东坡这一问题的钥匙。比如苦难与超越，正如东坡和陶诗所云“美好出艰难”，东坡自己的一生，可谓充满坎坷，一路曲折，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他以智者的胸襟、乐观的精神、顽强的斗志，不断寻觅玉汝于成的超越之道，以自己的诗文和一生经历，提供了超越艰难困苦的快乐样板。这个样板的重要内涵，即由风流回归日常，从绚烂走向平淡，同时始终拥有超越平淡和日常的一种精神追求，有价值，重尊严，摆脱功利，远离庸俗，脱离私欲，无所畏惧。经历四十年宦海沉浮之后，苏东坡自黄州、惠州而儋州。尤其是来到海南后，摆脱了最初的阴郁，抵抗住了开始的绝望，由建房定居开始，逐渐结交好友，感受到儋州人物对自己心灵的滋养，最终爱上海南，爱上儋州。苏东坡在海南建立的“功业”，既有物质性的民生功业，如凿井理水、劝勉农耕、推广医药、教育子弟、和谐黎汉，更有非物质性的文章功业，如诗百首、文百篇，还撰就《东坡易传》等，最终成就的是其人格功业，即对中国文人产生深远影响的东坡范式。
正如学者、作家和朝臣三位一体的完美融合于一身，这三对关键词也彼此互融、辨证有机地融合于子瞻走向东坡的成长之路上，使得“苏海”包容着潇洒的人生、包容的思想、超然的审美、温和的改革、实干的精神、亲和的人性、智慧的观照等东坡之为东坡的一些要素，也包容着陶渊明的平淡悠然、李太白的旷逸超凡、杜子美的坚守执着、白乐天的随缘自适等东坡之不仅为东坡的一些要素；正如大海的朵朵浪花一样，反映出博大精深的苏海的种种面向，也正如苏东坡之才与智，如此广泛而迷人，在他身上，敏捷的诗才、词才、文才，以及书法、绘画、美食等多方之才，正所谓“语及长公，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远，千古一人而已，古今文人一人而已”， 加上其浩荡的才情，渊博的学识，幽默的风格，从容的气度，刚正的气节，洒脱的气质，无不吸引前人和你我，就像大海一样。
当然，海外有海，天外有天，“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钱锺书《宋诗选注序》），茫无涯际，而时间有限。好在前有先贤，今有同道。因苏海而结缘，吾道不孤，共渡苏海，行无寂寞。虽研究路数不尽相同，学术风格亦有学院派和非学院派之别，但爱苏之心同，慕苏之意同。
苏东坡在华夏大地留给我们大量实实在在的物质性遗迹，比如眉山三苏祠，诸城超然台，徐州黄楼，蓬莱苏公祠，扬州谷林堂，湛江苏公亭，海口五公祠，儋州东坡书院，常州舣舟亭，定州雪浪石和料敌塔……沿着他的足迹，再走一遍，就会勾联起连绵不断的历史脉络，还有那个时代的广阔画卷。时间变化了，千百年过去；空间可能大致未变，山川变化毕竟还小。站在那儿，就会生发一种感慨，也会像苏东坡，去感慨前面他景仰的前贤，彼时彼地的感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了那个地方，在那个现场，你就会有一种归属感。你不是你，你不仅是你父母的孩子，同时，在文化上，你还是苏东坡等前贤诗词和文化滋养下的中国人——生物基因之外，也传承着文化基因。那么，这种自豪，就会油然而生，化为你不沉沦、不厌世、不颓废的一种源动力。
这些遗迹，既有距离美，同时还有亲切感，和我们今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如何激活久远的亡灵，唤醒沉睡的文明，把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诗性智慧薪火相传，沟通历史和明天，还需要沉潜文本、田野调查并重，五官头脑、四肢心灵兼顾。衷心祝愿有心的读者，也可以走近苏海，再走入或走进苏海，找到自己与这位千年英雄的共鸣点，享受这位一代文豪带给我们的诗性智慧。
苏东坡是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通才和天才，对这位来自祖国西南的大文豪，作为东北人，我由衷喜爱，十分景仰。从做硕士论文开始，就希望可以由喜爱、景仰，转向深入了解和研究。转眼已经二十馀载，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有风雨也有晴。2020年年末，笔者应邀参加海南广播电台“但愿人长久——解读苏轼传承经典”跨年特别直播，和几位同道一起，相约东坡一起跨年，趁机也回顾了自己走过的苏东坡研究之路。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的生日也是“跨年”的，怎么讲呢？因为从公历讲，他是出生在公元1037年1月8日，但是，按农历，则是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初九。从苏东坡生日的“跨年”，我不觉得联想到，他的身份也是跨领域的。为什么呢？因为正如前面的“入话”所言，在苏东坡的身上，既有朝臣的身分、文人的气质，同时他也是一位重量级的学者。
察古知今，尚友东坡；与东坡结缘，就是与快乐相伴。面对中国文化史上这位罕见的全才、通才和天才，人们不免感慨“说不全的苏东坡”，“说不尽的苏东坡”，“说不透的苏东坡”，确实，苏海浩瀚，然渡海可期，泛舟有方，就像苏东坡《日喻》所说的那样，要想学会游泳，就要“日与水居”，这样才能“得其道”，才能从心所欲，自由地苏海泛航。
在浩瀚的苏海里，也不妨苏海拾贝。今年笔者受邀将近年有关苏东坡研究的文章加以结集，加起来大约有十几篇，于是便想取其整数，一语双关，即称《苏海拾贝》。这个意思，其实也义近管窥蠡測，宋末元初刘壎《隐居通议·骈俪二》引宋欧圣弼文：“道在五经，固昭华于轨范；书稽六典，敢妄肆于管蠡。” 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称：“圣作圣述，权衡至精，管蠡浅见，乌足以知之。” 管蠡之见，自然狭小的很。但日积月累，则势必可观，何况芥子可以纳宇宙，贝壳亦可如一滴水中般，融入大海。庄子在某个秋天里曾感慨道：“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可是钱锺书继承其意，在人生最艰难的境地，完成了《管锥编》，在《管锥编序》里，他说：“瞥观疏记，识小积多……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锥指，意思是以锥指地，我不敢自比，但愿意向钱先生学习，虽然学识浅陋，所知有限，但不妨锥指不辍，拾贝不断，姑以自勉。
《回望方志里的东坡，走进新时代的方志》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唐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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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方志放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高度来谋划和推进，为我们扩宽了视野，开拓了格局。很高兴参加今天的黄冈东坡文化论坛。作为一名方志工作者，我想从黄冈方志与东坡文化关系的角度，以《回望方志里的东坡，走进新时代的方志》为题，和大家作一交流。
一、旧志存史：东坡故事得以很好记录保存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指出：“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地方志所采用的“横分门类、综述史实”的资料编辑方式，使地理、人物、艺文成为地方志中的必载内容，地方志往往会用较大篇幅来记述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山水名胜、社会风俗、文化活动、人文盛事等内容，从而保存和彰显地域文化。黄冈旧志在记录、保存东坡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冈本土志书发轫于元，明清两代集大成。共编纂《黄州府志》五部，包括：明代弘治十四年（1501）十卷，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九卷、乾隆十四年（1749）二十卷、光绪十年（1884）四十卷、宣统二年（1910）拾遗六卷。黄冈下辖各县市区的旧志更是多达50余部。黄冈现存50多部旧志中，广泛记载有关苏轼、东坡赤壁等方面内容，主要分布在大事记、艺文、地理等单元。
一是记录苏轼履迹，彰显其山水雅趣。北宋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开启了他在黄州四年又四个月的谪居生活。四年间，苏轼游走在黄州的山水林泉、村郭乡野，留下了丰富的足迹，这些都在黄冈旧志中记录下来。比如，明弘治十四年《黄州府志》记述：“宋元丰三年，苏轼为吴兴守，谪黄州三年，故人马正卿为守得此地，立雪堂，居之，自号东坡居士”。此为现存黄冈历代旧志中关于苏轼居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的最早记载。又如，乾隆十四年《黄州府志》记述：“遗爱亭，在县南。宋元丰时，徐君猷为守，有善政。即去，民建此亭，苏轼因以名之”。遗爱湖之“遗爱”即出自于此。再比如，明弘治十四年《黄州府志》记述：“临皋馆，在府城南，即古临皋亭。宋苏轼初谪黄，寓居此亭。”志书一语道破临皋亭的大体方位，也印证了临皋亭是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一个寓所。黄冈旧志中还有大量关于雪堂、南堂、定惠院、黄泥坂、君子泉、绿杨桥等重要东坡遗址遗迹的详实记载。
二是记录苏轼功绩，彰显其为民情怀。苏轼在黄州期间，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与“渔樵杂处”“与田父野老相从”，并从中体察到生活的艰辛，也增进了与百姓的感情。他用大爱回报黄州父老，用真情为民解忧。其功绩都在历代方志中得到体现。比如，乾隆十四年《黄州府志》中记述：“元丰三年三月，苏轼见黄人溺女婴尤甚之恶习，上书鄂州太守朱寿昌，建议禁止。自捐千钱并募捐在黄州创办育儿会，收养弃婴”。从建言禁止溺死女婴恶习，到自己捐钱收养女婴，志书说得很清楚。黄冈旧志还记载了苏轼的其他诸多功绩，万松亭护松、朱陈村悯农、推广秧马农具、奖掖劝勉后学等心系百姓、仁爱善政的事迹都能在志书中找到出处。
三是记录苏轼创作，彰显其文学成就。苏轼在黄州期间，共写下了753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诗歌214首、词79首、散文457篇、赋3篇，平均每2天一篇。他创作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优。著名苏学专家涂普生先生曾在《黄冈遗爱湖的文化意义》一文中说：“苏东坡一生中最好的词是在黄州填的，最好的赋是在黄州写的，最好的行书是在黄州写的，最好的散文也是在黄州创作的”。在黄冈历代旧志中，记载最多的也是苏轼在黄州创作的文学作品，在明弘治十四年、清康熙二十四年、乾隆十四年、光绪十年、宣统二年《黄州府志》中均有大量记载。据统计，黄冈历代旧志中，共收录苏轼在黄州创作的诗词文赋，以及历代名人为纪念苏轼撰写的文学作品共计700多篇，其中有些作品是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四是记录苏轼生活，彰显其旷达境界。贬谪黄州是苏东坡人生境遇的低谷，但他在极其平常的生活中怡然自得，进入了自我调适、乐观向上、旷达超脱的新境界。苏轼饮食自甘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弘治十四年《黄州府志》记载了黄州鱼产丰富、苏轼修建池塘养鱼的故事，并记述：“东坡居黄州好自煮鲫鱼，并曰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这道菜后得名“东坡鲫鱼”，有“和中补虚，除湿利水，温胃进食，温中下气”的功能。苏轼还敝帚自珍地向黄州人介绍来自四川老家的“元修菜”，也反映出他陶然自乐的生活情趣。光绪十年《黄州府志》:“元修菜，似芥，蜀种，苏东坡得自故人巢元修因名。”通过查阅历代《黄州府志》，可以整理出包括东坡荤菜、东坡素菜、东坡小吃、东坡饭粥和东坡饮品五大类在类的东坡菜系，从东坡美食可看东坡人生。黄冈历代旧志中，还记录了苏轼在酿酒、饮茶、养生等方面的故事和心得，从日常生活层面反映了苏轼的旷达。
可以说，黄冈志书横陈百科、包罗万象的广博内容和秉笔直书、彰往昭来的精神理念，使之成为一地一事一物之信史，是东坡文化的“聚宝盆”，其中的详实资料为研究苏东坡和东坡文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实支撑。
二、往志为用：东坡文化得到广泛传承弘扬
黄冈方志以官书官修的组织架构、延绵不断的编纂传统、众手成书的组织体系、述而不论的著作方法，成为地方最具权威的文史资料，是众人眼中的信史，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黄冈地方志系统坚持“方志为用”，让东坡文化因之生机盎然，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一是加强旧志整理利用，再续东坡黄冈故事。黄冈市县两级方志部门加强对府志、县志的整理利用，注重梳理苏东坡其人其事其成就，并将其成果运用到市县首轮修志、特色志编修、市县要览编写中。在首轮修志成果和《黄冈市要览》《黄州区要览》中，都记述了大量东坡故事。专门编写出版了《黄州赤壁志》，在系统而全面地探究东坡赤壁的基础上，勾勒了赤壁东坡文化的生成、发展历程。主持编写了《遗爱湖》一书，讲述了遗爱亭、遗爱湖的过去与当下。参与编写了《东坡赤壁文化》系列丛书，全方位诠释东坡赤壁文化。由于黄冈市县两级方志部门的努力，旧志的东坡故事通过新志得以继续传播和推广。
二是打造区域文化品牌，研究推广东坡文化。黄冈市方志部门从打造区域文化品牌着眼，长期以来加强对东坡文化的研究，并考辨其与黄冈的特殊关系及其在黄冈文脉发展中的地位，深刻认识到苏轼不仅以其人其事其成就助成了黄冈版东坡文化，而且“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造就了“东坡化”的自然；并基于苏东坡与黄冈的相互成就，认为东坡文化是黄冈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坡是黄冈地域文化的主要标识、代表性符号。黄冈市史志研究中心撰写了《东坡文化与黄州主城崛起》研究报告，将东坡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至黄州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4个方面16条建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与全市将东坡文化打造为黄冈地域文化品牌相关联，黄冈市一些县市也依靠方志力量打造属于自己的区域文化品牌。麻城市方志部门在清康熙九年《麻城县志》中查找出了关于麻城孝感乡的史料记载，并由此钻研出川渝两省市多麻城移民后裔的结论，通过“麻城孝感乡”打出了麻城的移民文化品牌。英山县方志部门从水沟中发现的一块写有“毕昇”二字的石板着眼，实地考察并查阅史料，写出《英山发现毕昇墓碑——北宋活字印刷发明家毕昇籍贯调查结果》的专题文章，不仅实证了毕昇出生英山，还有力驳斥了韩国一直认为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谬论，也开创了地方方志工作者主推地方遗物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先河。毕昇文化也由此成为英山的区域文化品牌。
三是开发东坡旅游景区，展示弘扬东坡文化。总书记指出：“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开发旅游景区是传承和弘扬东坡文化的重要举措。黄冈市方志部门深入挖掘明清旧志关于东坡、赤壁、遗爱亭等名胜和苏轼履迹的记载，助力打造东坡赤壁、遗爱湖等以东坡文化为核心的旅游精品景区，遗爱湖景区的十二大东坡文化景点，都有赖于方志部门提供的方志资料。正是黄冈系列东坡主题旅游景区的建成开放，东坡文化才有了新的展示和传播平台，越来越多的市内外、省内外、国内外游客才因此知晓了东坡文化。与开发东坡主题旅游景区类似的是，黄冈市下辖的麻城市也在依托志书挖掘移民文化后，建成了孝感乡文化园，现已成为川渝居民寻根祭祖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很好地传播了麻城移民文化。
四是编写市情县情读本，代代相传东坡文化。黄冈市县方志部门加强地情资源的开发利用，编写市情县情读本，开展志书年鉴宣讲，推进东坡文化等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让东坡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深入广大黄冈群众心中，在夯实广泛社会基础的同时，提升市民的家国情怀，增强市民的文化自信。特别是面向中小学生，专门组织开展东坡文化宣讲、中小学“诵读东坡经典”等活动，更是助力了东坡文化的代代相传。
三、新志担当：东坡效应带动方志转型升级
在黄冈方志助力东坡文化传播的同时，东坡其人其事其成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东坡文化作为丰富养料，也滋润了黄冈方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放大黄冈方志与东坡文化相互成就的综合效应，坚持志、鉴、馆、网、库、用、会、刊、研、史“十业并举”，全面推动黄冈方志事业的转型升级，不断开创方志事业的新局面。
一是借东坡文化现象提升黄冈修志编鉴工作。关于苏轼与黄冈、东坡文化与黄冈旧志的关系，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相互成就，正是因为东坡文化成为过去的重头戏、现在的大亮点，才彰显了黄冈旧志的价值。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盯住既经得起时代、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要人要事，才能记录好时代，才能编修出好志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编修志书、编纂年鉴，都要突出国之大者、省之要事、市之重点，善于在浩瀚人物、事件、资料中把握本质、彰显精彩，以此来记录伟大时代，因为秉笔直书不等于不加选择，平铺直叙不等于平均用力。《湖北年鉴》每年都采取图片专题的形式来突出和特写湖北的重大工作，每年都对进入大事记的条目进行精挑细选，就是为了把握本质和精彩。黄冈开展三轮修志、编纂年鉴，推动编修行业志、部门志、山水志、名胜志，乃至于拍摄《黄冈有志》专题片，都要有像东坡故事、东坡文化这样的骨架做支撑，不断提升志鉴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二是以东坡文化研究带动黄冈整体文化研究。上面说的是“志”和“鉴”，现在说“研”。黄冈方志部门对东坡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并与全国整体层面的东坡文化研究相贯通。但黄冈的区域文化不止东坡文化，还有红色文化、戏曲文化、医药文化、移民文化、禅宗文化、名人文化、生态文化等，要以东坡文化的研究带动这些文化的研究。研究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是对地方志本身的研究，因为方志文化本身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黄冈能出王葆心这样的方志学大家，绝不是偶然的。第二是对区域文化本身的研究，要充分利用各类文献、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加强区域文化的发掘研究。第三是从地方志的角度对区域文化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既可以相对独立展开，也有赖于前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得到丰富深化。要通过拓展地方志的“研”这一领域，更好挖掘地方志文化宝库，不断推动黄冈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是采史考东坡方法拓展黄冈方志史考领域。说完了地方志的“研”，再说“史”。这里的“史”，既包括方志史本身，更包括方志所记载的地、人、事、物的发展史。东坡文化既包括宋代东坡其人其事其成就和时人的诠释，更包括宋代以后人们对苏东坡进行评价、研究、纪念、演绎的各种精神和物质产品，这其中就贯穿着一条历史轴线。黄冈方志对东坡文化的记述从明代弘志十四年延伸到清代宣统二年达400多年，体现的是对“史”的关注。黄冈地方志系统援引历代府志、县志来诠释东坡文化，体现的是对“史”的考辨。黄冈地方志系统要把对东坡文化的史考方法拓展到黄冈市、县、镇、村史的考辨上，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乡镇村志编修、镇史馆村史馆建设；拓展到重要现象（如大规模移民）、重要产业（如蚕桑）、重要风俗（采茶调到黄梅戏）、重要事件（红军组建）、重要人物（如进士举人群）、重要名胜（如苏东坡提到的沙湖）等的史考上，在“志说麻城移民”等志说系列上取得新突破；拓展到市县方志史的梳理上，对方志史本身的研究予以突破。
四是依东坡方志为用提升黄冈方志应用功效。这里重点说一说地方志的“用”。黄冈市方志部门在探究与苏东坡有关的方志记述、挖掘和弘扬东坡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方志为用，致力于促进黄冈的文化建设、推动黄冈的经济发展。今后要依此路径，进一步提升方志应用功效。要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和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两方面下功夫，加快修志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层次、宽领域、高质量的方志产品和服务。要坚持面向基层，以现有地方志资源为基础，单独和联合有关部门通过展览、宣讲、短视频等方式，传播方志文化。要通过图书借阅、资料查询等方式，以及方志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景区等服务活动，让方志很好贴近人民群众。要采取多种形式，用方志资源来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教育群众，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让全社会通过志书更好认识本土文化、更加增强文化自信。要推进方志为文化和旅游发展赋能，在旅游景区开发、导游培训讲解、文艺节目演出、文化艺术创作、文物和非遗保护等方面展现方志作为。要加强对历代方志、历年年鉴所收集的各方面资料，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资料的研究，并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分析，从而梳理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经验和做法，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彰显方志力量。
《三苏家庭教育的现代价值》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 刘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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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合称，其中尤其以苏轼成就卓著。为什么谈三苏的家庭教育呢？
其一，时间长。苏轼进入天庆观、寿昌院上学念书，大约五年时间，主要是在家里学习。据孔凡礼撰《苏轼年谱》记载：
庆历三年（1043）癸未，八岁。入小学，师张易简，与陈太初同学。受李伯祥之贺。
庆历八年（1048）戊子，十三岁。父洵亦尝命苏轼兄弟学于刘巨（微之）；从巨学者，尚有家定国（退翁）、家安国（复礼）、家勤国（汉公）兄弟。
其二，成就大。四川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曾枣庄先生说苏洵的“最大成就是培养出了苏轼兄弟成为文坛巨匠、朝廷名臣”，是“教育出苏轼兄弟的教育家”。
其三，意义大。当今中国，许多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期望太高，却不知道如何教育子女。在这样的背景下，三苏家庭教育尤值得关注。
三苏家庭教育中，我以为藏书读书、言传身教、自然发展，对于当今家庭教育，乃至学校教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藏书读书
三苏藏书读书的家风值得借鉴，我们首先来看藏书。
（一）藏书
苏轼有《答任师中、家汉公》，在回复两位同乡故人的诗中说“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自家大门之前有“万竿竹”，苏轼诗云“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可知对竹之喜爱，又说竹“群居不倚”“独立不惧”是对竹之精神的高度概括。
堂屋之内有“四库书”，宋祁、欧阳修等编撰的《新唐书·艺文志一》云：“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苏轼诗中的“四库书”，从苏辙所写《藏书室记》可知，为父亲苏洵所收录的几千卷藏书。
由此也联想到有关的一则传说故事。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颇为自负地在自家门前贴了一幅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后来，一位老者拿出一本书给他看，他却一字不识，窘得满脸通红，忙把对联改成“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由此可知，只读父亲藏书是远远不够的。
苏辙晚年，在颍水之滨定居，建筑遗老斋、藏书室、待月轩，并分别为之作记。其《藏书室记》第一段回忆儿时的书房：
予幼师事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今老矣，犹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
此文中的藏书室即苏辙的书房，作者由此联想到自己儿时的书房。“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苏洵留下来的书装在匣子里，放在书架上，准备传给子孙。这一段文字回忆了父亲为人、治学和教子方法。为人不贪钱财、不治生业，喜欢藏书、读书；治学目的内以治身，外以治人；为教子读书，亲手缉录成书，以作教材。此文实际上是一篇劝学的文章，告诉后人藏书、读书的重要性。
（二）读书
藏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诗云：“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纱縠行私第的书房南轩，掩映在松树、竹笼里，少年苏轼、苏辙常常把自己关闭在书房内，埋首书堆，攀登书山，苦读史书，讨论史实，探讨太平、动乱的原因，或者某项制度的确立、发展、变化、终结过程。下边我们来分享三苏读书的几个故事。
首先，抄写阅读法
苏轼曾把《汉书》抄写了三遍：小时候，抄过两遍；贬谪黄州时，又抄写了一遍，他认为手抄有利于熟读精思。[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6]289曰：
朱司农载上尝分教黄冈，时东坡谪居黄，未识司农公。客有诵公之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对。东坡称赏再三，以为深得幽雅之趣。异日，公往见，遂为知己。自此时获登门。
偶一日，谒至。典谒已通名，而东坡移时不出。欲留，则伺候颇倦；欲去，则业已达姓名。如是者久之，东坡始出，愧谢久候之意。且云：“适了些日课，失于探知。”坐定，他语毕，公请曰：“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对曰：“抄《汉书》。”公曰：“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抄耶？”东坡曰：“不然，某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抄矣。初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离席复请，曰：“不知先生所抄之书，肯幸教否？”东坡乃命老兵就书几上取一册至。公视之，皆不解其义。东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公降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也。”
他日，以语其子新仲，曰：“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可不勤读书耶！”新仲尝以是诲其子辂。
一日，黄州府学教授朱载上到临皋亭拜访苏轼，家人通报了，苏轼却迟迟不出，朱载上等候多时，苏轼才从内室出来，说：“实在抱歉，我刚忙完日课，让您久等了!”问：“先生讲的日课是什么?”答：“抄《汉书》。”问：“先生高才博学，过目不忘，何须还费时手抄？”苏轼告诉他，至今《汉书》已抄过三遍了。并取出所抄写的《汉书》，令朱载上试举其中一字。朱载上好奇地随便念出一字，苏轼应声背诵数百字，无一字差错。朱载上惊叹不已，回家对儿子说：“东坡先生号称谪仙之才，尚且如此用功，我等平常人更应勤奋苦读啊!”
其次，父子研读法
[宋]周煇《清波杂志》卷一《用兵利害》云：
苏东坡言：少时与父并弟同读富韩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三人皆叹其言明白，切中事机。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苏笑以为然。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富弼以右正言知制诰出使契丹，他将出使过程中的一些话记录下来，就是《使北语录》。
有一天，苏轼父子一起研读《使北语录》，其中富弼的一段话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富弼说，用兵会造成大量兵马伤亡，“国家受其害”，并且还要拿出官爵、财物来赏赐给将士，“人臣享其利”，臣子从中得到好处。所以凡是主张用兵的人，大多是为自己打算，不是为大辽国考虑。
苏洵问两个儿子说：“古人有说过这种意思的话么？”苏轼回答说：“严安也说过这类意思的话，但不如富弼说得明白。”苏洵十分高兴，认为儿子说得对。
严安是西汉时人，他上书朝廷，对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政策提出了批评，他只谈了对国家、百姓的危害，没有谈及“人臣之利”，因此苏轼说，严安不如富弼说得明白。
其中，有三点是值得学习的：一是学生主体；二是老师主导；三是肯定鼓励。
以上介绍的是读书法。除了读书，还有作文。苏轼提倡多读多写，他引用欧阳修的话说：“唯勤读与多为之，自工。”三苏父子还常常同题作文，并比较长短、优劣。
二、言传身教
父亲的言传侧重在学业传授方面，而母亲的身教侧重在品德养成方面。
第一，不残鸟雀。苏轼《记先夫人不残鸟雀》说：
少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又有桐花凤，四五日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此无他，不忮之诚信于异类也。有野老言，鸟雀巢去人太远，则其子有蛇鼠狐狸鸱鸢之忧，人既不杀，则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观之，异时鸟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为甚于蛇鼠之类也，苛政猛于虎，信哉！
记述母亲程夫人禁止捕鸟，因而众鸟不畏人捕而与人亲近。苏东坡的仁政理想，在为官执政时，在地方政绩上表现出来。他的仁爱之心、仁政之举，深受母亲程夫人的影响。
第二，不发宿藏。苏轼《记先夫人不发宿藏》云：
先夫人僦居于眉之纱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一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声，凡一年乃而已。人以为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侄之问闻之，欲发焉。会吾迁居，之问遂僦此宅，掘丈余，不见瓮所在。其后吾官于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发也。”吾愧而止。
此文记述母亲程夫人不发宿藏的故事。她的言行影响儿子、儿媳和孙子，并形成“不贪外财”的家风。苏东坡追忆此事是对先夫人和亡妻的纪念，也是为了弘扬婆媳二人廉洁的品德。苏东坡一生牢记母亲教诲，在《赤壁赋》里说“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临终前作诗云：“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苏东坡的廉洁深受程夫人的影响。
第三，读范滂传。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节选）说：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苏东坡十岁时，父亲出外四处游学去了，母亲程夫人便亲自给苏东坡兄弟讲《汉书》。有一天，程夫人给苏东坡兄弟讲述东汉末年范滂的故事。《范滂传》有一段记述了他被逮捕时与母亲诀别的情形。范滂跪着对母亲说：“儿子此次被逮，难以生还，无法再尽孝道。希望母亲不要太过伤心。”范母对儿子说：“你今天能够与李、杜（李膺、杜密，均是当时的官员，他们坚决反对宦官当权，被太学生称为“天下楷模”、“天下良辅”）齐名，死亦何恨！既然有了美名，又要想长寿，这二者能够兼而有之么？”范滂听了母亲的话后，更加增强了视死如归的决心，站起来拜别了母亲。程夫人讲到这里，不觉慨然长叹，她敬重范滂的刚直，更敬重范母的坚强。苏东坡深有感触地说：“母亲！长大了我做范滂那样的人，你允许吗？”母亲高兴地说“如果你能做范滂那样的人，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母亲那样的人吗？”由此可知，苏东坡报效国家的理想和刚直不阿的品德，是幼时母亲埋下的种子。
三、自然发展
自然，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之意。欧阳修《老苏先生墓志铭》曰：
曾祖讳祜，祖讳杲，父讳序，赠尚书职方员外郎。三世皆不显。职方君三子：曰澹、曰涣，皆以文学举进士，而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职方君纵而不问，乡闾亲族皆怪之。或问其故，职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才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
苏洵少年之时，就与他的大哥苏澹、二哥苏涣一同读书作文，十八岁时，也曾进京参加科考。名落孙山之后，苏洵心灰意冷，从那时起，至二十七岁前，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苏洵处于一种“游荡不学”的状态。
而对小儿子苏洵这一“不喜学”的情况，苏序却“纵而不问”。他确信苏洵会发愤读书的。当乡人、亲族都感到奇怪，并问他为何这样做时，苏序笑着说：“这不是你们能了解的。我的儿子难道还担忧他不学吗？”
苏洵二十七岁时开始大发愤，谢绝了平时往来的朋友，关在家中读书作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仍然以失败告终，于是“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苏洵将过去为科举考试所作的数百篇时文付之一炬，把自己关在家里勤奋地研读《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约七八年间，终于学有所成，写出了《几策》《权书》《衡论》等数十篇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最终被举荐进入仕途。
由于苏洵常年外出游学，程夫人给两个儿子请了乳母。苏轼乳母任采莲外向、开朗，而苏辙乳母杨金蝉则内向、沉稳，兄弟俩年幼便与乳母长期相处，因而性格不同。
苏洵《名二子说》云：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
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此文作于庆历七年（1047），大概苏洵守丧在家和教子读书之时。轼指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好像没有用，但皇帝巡视、将帅作战，都要扶着车轼，因此轼有辅助之才，但在车最显眼的位置，过于外露，容易受伤。苏洵训诫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告诫苏东坡言行要多加修饰，不能锋芒毕露。字子瞻，瞻就是看之意，希望他瞻前顾后。
辙指车轮压过留下的痕迹，车仰马翻，而不及于辙，它最擅长处于祸和福之间。于是苏洵说：“辙乎，吾知免矣。”告诫苏辙如果安心做车辙，虽不能大富大贵，但亦可免于灾祸。字子由，由，经由留下足迹，希望他不忘来路。苏洵写此文时，苏东坡十一岁，苏辙八岁，二人后来的人生经历，恰如苏洵所预言。由此可知，苏洵对两个儿子的准确定位和因材施教，这是苏东坡兄弟成材的关键。
苏东坡《天石砚铭并序》云：
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顾无贮水处。先君曰：“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赐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轼宝而用之，且为铭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丰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狱，家属流离，书籍散乱。明年至黄州，求砚不复得，以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当涂，发书笥，忽复见之。甚喜，以付迨、 过。其匣虽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砚处，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苏洵借发现天石砚激励苏东坡的写作兴趣，说这是你文章发达的祥瑞之兆。苏东坡曾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不能说与父亲的引导毫无关系吧。苏东坡十分珍惜地使用它这一方砚台，后来还送给儿子使用。《序》交代了在纱縠行故居发现天石砚的经过，《跋》叙述了丢失和复得天石砚的经过，《铭》揭示了事物的德与形往往不可兼得。由此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虽然天石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但是这既然是上天的造就，就永远不改初心，便舍形而取德者也。铭文以天石砚的品德自况，象征不失本心的赋性和人格。
如今，有一部分儿童的家庭中，进入小学以前没有适合阅读的图书。进入小学、中学以后，除了教材指定阅读的图书之外，没有自己的藏书，倒是有不少的教辅。以致到了中学毕业之后，对教辅深恶痛绝，甚至发誓再也不读书了。
适龄儿童上学读书，广大家长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分数上，而在思想品德的养成方面重视不够，以至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深切了解子女，实事求是地确定发展目标、路径，顺其自然地发展，这是苏轼兄弟成材的关键，也是所有儿童、少年成才的关键。我们要理智对待子女的发展，找到他们最感兴趣、最适合发展的目标和路径。
《以千年苏学铸就文旅名城之魂
兼论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和品牌价值》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 李公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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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各地优秀传统文化的总合，官修史志是各地记载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正规军、主力军，是“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基础力量。
一、梳理苏东坡纪念地的历史文化遗踪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处系统整理归纳，苏东坡重要纪念地，包括出生、任职、生活过的地方以及安葬地，统计为十八个：
1.栾城→2.眉山→3.开封→4.凤翔（今宝鸡附近）→5.杭州→6.密州（今山东诸城) →7.徐州→8.湖州→9.黄州→汝州（未到任）→10.登州→11.颖州（今安徽阜阳）→12.扬州→13.定州→14.惠州→15.儋州→16.廉州→永州（未到任）、成都（未到任）→17.常州→18.郏州（河南平顶山市郏县）。
以眉州、黄州、登州、徐州等为代表，这些地区充分依托地方志书的史料，开发利用东坡历史文化景区，形成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历史文化名城品牌，为当代文化旅游、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作出突出贡献。
其他东坡经过并且寓居较长时间的地方还很多：苏州、宜兴、南京、庐山、宜宾、雷州等。
东坡在八州任职期间，迁徙往返、巡视辖区也在许多市县留下足迹、写过作品。这些地方也都在以东坡文化作为城市品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官修史志，历来是后人学术研究的主要依据。盛世修史，因此大量史志所记录反映的内容，都是盛世平和岁月学者专家们静心研究的成果。东坡虽为贬官，已为执政者深恶痛绝，然而他作为民众极其喜爱、狂热崇拜的偶像，其一举一动都被所经之地史志纂修者“记录在案”。
二、各地史志所载东坡遗踪丰富详实，是文旅名城建设的宝贵资源
官修史志，历来是后人历史学术研究的主要依据。盛世修史，因此大量史志所记录反映的内容，都是盛世平和岁月学者专家们悉心研究的成果。
东坡虽为贬官，已为执政者深恶痛绝，然而他作为民众极其喜爱、狂热崇拜的偶像，其一举一动都被所经之地史志纂修者“记录在案”。
如光绪十年（1884）二月刻版《黄州府志》，在“迁寓”章内，明确记载苏轼自湖州“言事”，“为讪谤”，“谪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之事。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成立于2018年9月，在研究和传播东坡文化，充分利用东坡文化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文化支撑方面，作出不少成绩。特别是结合苏东坡贬谪琼州三年的行迹考论方面，依靠大量地方史志和田野调查，系统梳理，形成一批学术成果，为苏东坡海南遗踪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苏东坡自徐闻递角场码头登船，抵达海南岛，是在哪个码头登陆？三年后北归时，又是在哪个码头上船？近年来多有学者提出质疑，不同意史书曾经记载的澄迈登陆史实。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依靠大量文史资料，主要是多种官修史志，包括广西志、琼台志、琼州志、澄迈志等，作深入研究和考证，为苏东坡澄迈渡海找到更为准确、详实的历史记录。
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东坡携幼子苏过自徐闻递角场渡海，当晚登陆海南岛；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夜，东坡一行渡海，离别海南，踏上北归中原之路。琼州海峡北岸，东坡的乘船处、上岸处，均为徐闻递角场码头，素无异议。东坡在海南的上岸处、离别海南时乘船处，史料记载为澄迈通潮驿，近年却频发争议。既有海南省内专家学者，也有省外苏学研究领域名家时彦；不仅在东坡文化研究的专题会议上，有不同声音，而且有专题文章发表于报章、汇集于专著，提出多条理由，批驳澄迈登陆说。主要观点认为：东坡登陆和离琼，均在琼州府治所在最近的码头，即白沙津码头，东坡不能舍近求远。也有人虽未作过严肃的论证，但认为东坡自海口登陆确有道理，感觉更合情合理一些，遂对历史上本无争议的澄迈登陆说产生疑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这一说法影响日益增大，引起多方关注。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以地方史志等历史文献记载为主要依据，辅以其他历史资料和地理考察，广泛征求多领域专家意见，形成比较系统成熟的观点。
（一）澄迈县志
东坡在海南岛所写下的最后一首诗，已近千年，历代传颂不已。以《康熙澄迈县志》（康熙十一年本）为例，全文如下：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酸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槎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此诗未见东坡手迹传世，因而传抄版本不同，文字有所差异。
海南省澄迈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委会主任张作荣）编《澄迈县志》，为此诗作注解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苏轼诗选》、《宋诗选注》，苏诗均为‘终风’、‘晚潮’；而不是‘酸风’、‘晓潮’。”此外，“乘槎”，另有版本为“乘桴”。
东坡“参横斗转欲三更”此诗，不少诗集收录时，标题为《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有多部志书标题定《由澄迈渡海》，或《移廉州由澄迈渡海》。
康熙年间，分别有两次纂修澄迈县志，形成两种版本。《康熙澄迈县志》（康熙十一年本）卷四“艺文志·诗”编，第一首即东坡“参横斗转欲三更”一诗，题名为《由澄迈渡海（苏东坡）》。高魁标纂修《康熙澄迈县志》（康熙四十九年本）卷十“艺文志·诗”编，仍以此为第一首诗，题为《由澄迈渡海（宋 苏轼）》，题下注有：“元符二年，诏移廉州，时六月廿日也。”
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任澄迈知县谢济韶修、宿儒李光先纂《嘉庆澄迈县志》，是康熙版后100多年重修，精细严谨。其卷九“艺文志·诗”编中，第一首即是苏轼“参横斗转欲三更”诗，题名为《由澄迈渡海》。
清人龙朝翊主修、陈所能等纂修的《光绪澄迈县志》，卷十一“艺文志·诗”编，第一首也是苏轼诗《由澄迈渡海》。
2007年8月，由海南省澄迈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澄迈县志》，在卷三十二“文化体育·诗选”中，有“苏东坡寓澄迈诗”专编，收入“参横斗转欲三更”一诗，其标题以循旧志，仍为《移廉州由澄迈渡海》。
（二）琼州府志
查万历年间琼州府志，有两种版本，其一是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其中有戴熺、欧阳璨编纂《（万历）琼州府志》，影印原版。海南出版社2003年推出洪寿祥主编《海南地方志丛刊》系统，其中有《万历琼州府志》点校版。
杨殿珣（1910-1997），1935年北师大毕业后，即在北平图书馆索引组工作，后任中文采访组组长等，解放后曾任北京图书馆参考书目部主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编审，是我国著名文史专家。他鉴定并亲笔题写“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26种，其中包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万历琼州府志》12卷。其“艺文志卷十一·诗”中，收录东坡“参横斗转欲三更”一诗，题名即是《移廉州由澄迈渡海》，题下小注为“元符二年六月二十日”。应为“元符三年”，想是刻板有误。
另一版本是郭棐纂修《万历广东通志·琼州府》，亦有海南出版社点校版。此书“艺文志”仅有“书目”、“碑记”二编，无诗文收录。
问题在于，万历之前，南宋时多部重要文献均记为东坡自澄迈北渡，不能置若罔闻，而认为是万历《琼州府志》的编纂者蓄意为之。
《康熙琼州府志》在卷九“艺文志”中，收录东坡另外一首“余生欲老海南村”诗，题为《由澄迈渡海》，题下有小注：“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
萧应植、陈景埙纂修《乾隆琼州府志》，卷之九下“诗”，录东坡“参横斗转欲三更”一诗标题为《由澄迈渡海》。
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琼州府志》，在“艺文志”内收录此诗，题目同样标为《由澄迈渡海》。
此诗题名如此多种，由此我们也可推论：东坡当年可能并未为此诗命名。然而后人自南宋起编纂诗书时，即据实标注“由澄迈渡海”之类，多种官修史志也如此记载，确属正常。
（三）《崖州志》
196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崖县（今三亚市）度假，应邀对清张嶲、邢定纶、赵以谦纂修《崖州志》点校批注。这是他一生点校的惟一一部地方志，郭沫若称许为“地方志书中尚属佳制。”
《崖州志》卷二十“艺文志二”在“书牍”编内，收录福建候补道、崖州籍吉大文作《上唐芷庵刺史书》，论证“崖州”之变迁、考据琼州地理状态、阐述李德裕贬谪崖州之事时，特引东坡渡海之例：“考宋时苏公渡海，由徐闻县直指澄迈县通潮驿，非今日由海安指海口也。唐时渡海水路，想亦由此登岸。”有论者认为：此文所“考”，轻率武断。事实上，吉大文此文确是作了严谨考证的。他指出：“澄迈城抵颜村（贞观元年，琼山地更名为颜城县）约一百里，其石山路径约五十里。今行西路者，尚觉崎岖，则千年以前，行路尤难。”进而，论证李德裕“岭水争分路转迷”一句，是指琼山一带无疑。琼山府城一带，的确并无多少“岭水争分”之势，但琼山以西石山一带，作为澄迈至琼山必经之路，的确有石山地区的“岭水争分”。李德裕自澄迈登陆，行经石山地区，抵旧崖州，即今琼山一带，史实清晰。
吉大文(1828-1897)，字少史，又字仲郁，号观察，清代崖州镜湖(今海南省乐东县九所镇镜湖村)人，咸丰年间崖州举人。所说“非今日由海安指海口也”，说明彼时也可能有人提出苏公渡海“由海安指海口”，他因而明确予以驳斥；“考宋时苏公渡海”，他确应认真“考”过，才得出这一结论。
三、解决好三个具体问题，用足用好地方志
地方史志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当然，在利用地方史志资料时，也要注意解决好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注意地方志的地方局限性。正因为是地方志，因此往往视野和资料受地方范围局限，古代通讯联系以及资料查询等手段低下，失之偏颇在所难免。苏东坡门生姜唐佐的历史记载，在琼台志、琼州志、琼山志甚至广南西路（当时海南岛归属广西）多地史志中，均记有广州中举一事，但再无下文。《广东通志·雷州府》等则有记载姜唐佐“不仕，卒”。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根据田野调查、现场读碑发现的线索，扩大视野，从湖南、河南、江西、福建等地姜氏族谱中发现踪迹，论证姜唐佐在广州中举之后，即赴河南，在汝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下辖县）拜会师叔苏辙后，进京都应试，于崇宁二年（1103）荣登第二甲为“赐进士”。但后续之事，相关地方志书少有记载。
第二，古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地方志书更容易出现这类情况。使用资料时要高度警惕。
第三。大志小志、前志后志，要相互参阅，多做比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所谓“大志小志”，是指省州史志与所辖市县史志；所谓“前志后志”，是指同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志。如《琼州府志》即有万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多个版本。康熙《澄迈县志》有康熙十一年版和康熙四十九年版之分。常态是后志承接前志，但不同年代，不同编纂者，同一事物往往有不同记载。有时甚至很难鉴定是省州志记载正确，还是市县志正确；也难以一概而论较早的与较晚的哪一种志书更可信。这些都是需要有旁证、有鉴别、有分析才可以使用的。
《苏东坡与地方志》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江西省高安市党史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孙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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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是宋代最高文学成就的代表。为人性格放达，生性率真，深得佛道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雅好游乐山水。因性情直率，官路坎坷，先后在眉山、福昌、开封、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筠州、九江、庐山、汝州、金陵、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地为官或是游历、生活，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留下了大量优美的诗词文赋。他活动的遗迹，他的故事，不仅留存于正史和后人笔记、民间传说之中，更多的是见记载于他所经历的地方的官方编纂的地方志文献之中，成了今天我们研究苏东坡、欣赏苏东坡的重要渠道和来源。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诗词散文外，几十年间他在各地所见而随手记下的短文，也对后来的地方志在文法、体例上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
一、苏东坡与北宋方志名家
我国自古便有修志的传统。唐代以来，各地官府以修图经为盛。至五代十国时期，图经的编纂日趋成熟，体例更臻完善。从《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来看，图经的数量已经很大了。北宋初，朝廷多次诏令各地编纂图经，图经除了记载行政机关和区划外，还记述该地的河流、堤堰、湖泊、驿道、古迹、学校和歌谣、诗文等。苏东坡虽自己不曾任过图经主编，但由于各地官府大量编纂图经，在和他交往的官员中，也不乏方志名家。
宋敏求，赵州平棘人。撰有《河南志》《长安志》等。《长安志》，内容宏富，无所不载，统合古今，体例完备，北宋以前方志无此类比，后世方志多以此为蓝本模拟编纂，《长安志》可谓是宋代定型方志。宋敏求又是北宋的藏书家，苏东坡与之交往密切，两人曾同任熙宁三年（1070）进士考试主考官，同拟《六经之治贵未乱赋》及《鸣虚待贤诗》以择考生。
王存，字正仲，润州丹阳人。著名地理学家，著有《元丰九域志》。该志内容丰实，独具一格。书中除记载当时疆域政区外，又备载各地户数，元丰三年的土贡数额及城、镇、堡寨、山岳、河泽的分布。是研究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自然的宝贵资料。其中所列的土贡数额远较其他任何历史书、地理总志为详，而所载镇名更是为宋时其他地理志所无。《四库全书总目》评此书：叙次亦简洁有法……其书最为当世所重。王存曾与苏东坡多年同朝为官，政治观点一致，政治命运相似，因此，两人私交甚厚，常有诗文来往。在苏东坡的诗词文集中，与王存有关的诗有一首，词一首，书信三封，上状两篇，公文十篇。熙宁七年（1074），两人曾同游润州，赋有《采桑子》，并作《弹筝》诗。元祐元年（1086），苏东坡上《议富弼配享状》，以及次年上的《乞留顾临状》，都拉着王存共同具名。苏东坡并赞王存：金石之节，终始惟一。而王存在地理方面的专长，对苏东坡在以后的作品中有一定的影响。
朱长文（1039—1098）北宋书学理论家。字伯原，号乐圃、潜溪隐夫，苏州吴人（今属江苏）。著有《吴郡图经续记》，旁征博引而叙述简略，文章尔雅，为后世所称。朱长文是苏东坡的好友，长于书法评论，他在自己写的《墨池编》中，首次把苏东坡的书法理论收入其中。熙宁七年（1074），朱长文在《续书断》中，称苏东坡书法：“苏子瞻以淳古重。”因为苏东坡才39岁，朱长文认为还不便“量其所至”，故不敢品其书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两人之间这种融洽的关系。
由于宋朝廷对方志的重视，苏东坡多年在地方为官，对编史修志也是耳濡目染，尽管没有官方资料证明，苏东坡曾经编纂过地方志，但与他交往的官员朋友中，编修过方志的大有人在。
二、《东坡志林》与宋代方志
地方志自汉晋以降，其表现形式单一，发展缓慢，多显示为地理形态。至唐及北宋初，图经日益成熟，代表作品频出。而宋代经济社会发展繁荣，文人辈出，仅仅图经的形式不能满足一地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记载要求。此时，游历天下的苏东坡自元丰至元符年间二十余年信手所记的各地风俗、古迹、人物轶事等，给后来地方志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东坡志林》在形式上并非一部标准的地方志书，但是其篇目、文法、内容上均有浓重的地方志色彩。由于苏东坡所处时期正是由图经转型地方志时期，苏东坡的记述亦受图经的影响，而他不受拘束的性格又使《东坡志林》的记述更与图经不同。由于苏东坡朋友、门人众多，才名满天下，各地的地方官在修编地方志时，逐渐抛弃原来的图经的做法，借鉴《东坡志林》的编纂章法，形成一种全新的地方志表现形式。
1.《东坡志林》中关于方志的资料
历代方志学家没有把《东坡志林》作为地方志作品来看待，但是仔细研究其内容，两者却有着紧密的关系。苏东坡从元丰年间贬黄州始，至元符四年止，宦游各地，即所见所闻，写下203篇精短文章，涉及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等方方面面，其卷分类亦与地方志设类目相似，保存了苏东坡所到之处地方公务、社会民情方面的重要史实，为后世研究宋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是后世地方志所取法的样本。
在篇目设置方面，《东坡志林》与地方志设置形式相同。地方志通常先分卷，其下设分志，分志之下再分类设条目叙事，即地方志中“横排门类后，再竖写史实”的做法。《东坡志林》亦先分五卷，下设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隐逸、佛教、道释、异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论古28大类，大类之下，各有条目2至29条不等，横排竖写的特点非常明显。
在表述方面，地方志讲究“述而不论”， 用翔实的资料说话，忠于事实，不直接分析评论，把观点倾向、是非褒贬、成败得失寓于记述之中。而作为私人笔记的《东坡志林》，在记法上也是据实直书，文笔简洁精当。唯一不同的是，该书是苏东坡直舒胸臆的阵地，条目末尾议论颇多。
在内容上，《东坡志林》记图经所未记。图经所记，多为官府所辖、政区所有的事物，而一些民情风俗则很难在图经中找到踪影。而《东坡志林》正弥补了这一缺陷，记录了当时社会大量的民间事物，是后世研究宋代社会风貌的珍贵史料之一。而这种体裁，正在今天我们编修的地方志不可或缺的内容和形式。如《祭祀》之“八蜡三代之戏礼”，虽云祭祀，实记了宋代的年终的民情风俗，包括唱戏的服装、流程等。《祭祀》之“朝斗”，记述的是一场道家的祭祀活动，既记述了祭祀的主角，祭祀的对象，也记述了祭祀的天气异象，是一份宝贵的宗教仪式资料。
2.《东坡志林》对南宋以后方志的影响
受《志坡志林》编纂模式、编纂手法的影响，北宋末期，图经因其单一的表现形式逐渐被地方志所取代。至南宋，图经均改称地方志。如《严州图经》在南宋绍兴年间的刻本就改称为《新定志》。《东坡志林》的出现，无论是在篇目结构，方法体例，还是表述形式上，都对此后的地方志发展直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民情风俗、人物等栏目的设定及内容的记述方法，也逐渐成为后世地方志的固定类目之一。
三、苏东坡与地方志书
苏东坡擅文，思维跳脱，对历史、方志等较为严苛规谨的学科不甚喜欢。《曲洧旧闻》载：苏子瞻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何不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苏东坡自身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自己在历史方面不是行家。但是，他没有想到，由于他宦游经历丰富，又为民解忧排难，多得民众爱戴，所到之处，后世无不以苏东坡驻足为荣而大加宣扬。宋元明清古代志书，凡苏东坡足迹所至，地方志书无不尽记，是在全国方志中出现的频率是最多的人物，亦成为我们研究苏东坡的资料的重要来源。今天，苏东坡的影响不但在国内无出其右，而且走出国门，世界各地均有苏东坡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而全国各地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又不断重修、新建苏东坡经历的遗迹和风景点，成为百姓争相一睹的必至之地。
宋元以降的旧志，其体例结构大致相同，分沿革、星野、疆域、建置、山川、户役、土贡、风俗、城郭、营寨、官宇、仓库、坊市、封爵、牧守、题名、官吏、祠庙、园亭、山、桥梁、水利、仙事、浮屠、方技、考证、学校、秩官、选举、人物、艺文、古迹、杂类等类目，分类记述。在这些类目中，翻开各地记有苏东坡事迹的地方志书，几乎每个类目都能发现苏东坡的元素。
1.建置。二轮志书中，2000年眉山市有东坡区的设置的记载。
2.山川。徐州云龙湖有十里长堤苏堤，筠州有苏溪河，有来苏渡。黄州有遗爱湖，是因苏东坡1080年贬谪黄州期间所作的《遗爱亭记》，后改名为遗爱湖。惠州有苏堤，横贯于西湖平湖与丰湖之间，连接孤山与市区，有诗曰：苏堤如带五千尺。杭州西湖更是著名的以苏东坡为名的山川地名。苏东坡招募民工，共用了20万工，全面疏浚西湖，并用西湖里挖出来的淤泥，筑起南至北横贯湖面的长堤，在堤上六座石拱桥，即今天的苏堤，而其中广为人知的景观“三潭映月”的三个小石塔也是当时苏东坡为防西湖淤塞而下令立的。
3.秩官。旧志秩官志中，但凡苏东坡曾任或是虽任而未上任的地方的方志书中，均记有关于苏东坡宦游的记述。如嘉祐五年（1060）庚子，苏东坡25岁时，授河南府福昌（宜阳）县主簿，弟苏辙任渑池县主簿，但俱未赴任。即便是未至福昌县上任，但由于苏东坡的巨大影响，宜阳县在修志时，仍然将此事记入志中，并以此为荣。其他苏东坡曾任官的州县更不用说。
4.艺文。苏东坡是文学大家，所到之处，触景生情，写下了无法脍炙人口的诗词文章。这些文章，无不是旧志主编首选收录的文学作品。如筠州，苏东坡于元丰四年在筠州看望任筠州盐酒税的弟弟苏辙，前后停留十天，写了六首诗，明正德《瑞州府志》、清同治《高安县志》等尽数登载。
5.古迹。如湖州保存了苏东坡不少的遗迹，如爱山台、墨妙亭、六客堂。常州东坡公园里有御码头、广济桥、御碑亭、东坡洗砚池、苏东坡舣熈舟亭等。密州有超然台、雩泉亭等。凤翔有断桥亭、君子亭、宛在亭、会景堂、望苏堂、喜雨亭等。庐山有“漱玉亭”苏东坡手迹。郏县有“三苏坟”。扬州有大明寺内的谷林堂。惠州有王朝云墓、苏堤。杭州有苏堤、三潭映月小石塔、冷泉亭、六一泉、过溪亭等。潮州有岁寒堂、远游庵，更是与苏东坡的名字分不开：吴子野于熙宁、元丰间在州城修建岁寒堂、远游庵及其附属的知非轩、日益斋等轩阁。苏东坡先后为之题名，撰写《北海十二石记》《远游庵铭》等文章。
6.民俗。苏东坡的诗文中记载了大量宋代的民情风俗，不但保存了大量的民间风物资料，而且为后人研究宋代，提供了可靠的文字来源。苏东坡在宦游各地的过程中，由于他爱护百姓，极力为地方做好事，做实事，百姓感谢他，于是自发地形成一些纪念的做法，并逐渐流传开来，形成了新的民情风俗。如苏东坡坐舟进常州，常州当地万人迎候。后来常州每年旅游节都有赛龙舟，含有纪念苏东坡的意义。
7.学校。常州、儋州均东坡书院等学校性建筑。
此外，在各地的旧志中，凡是苏东坡去过的地方，总会有许多与苏东坡有关的元素，如与苏东坡有关的美食：杭州的“东坡肉”，眉山的“东坡肘子”；与苏东坡有关的轶事，如高安的“同梦堂”故事等，都在古代县志府志中能找到记载。
《打造“东坡黄州”旅游品牌浅析》
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 孙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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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6月8日在四川眉山考察三苏祠时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为此，他还殷切的询问了东坡文化研究传承等情况。同时，湖北省十二次党代会已提出要争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区，挖掘三国文化等资源，建设一批特色街区、主题公园和精品线路。黄冈市第六次党代会也提出“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我们认为，黄冈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打造“东坡黄州”旅游品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和省、市党代会精神的具体行动，是促进我市建设大别山革命老区绿色发展示范区和武汉城市圈重要的功能区的重要举措。
一、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打造“东坡黄州”旅游品牌的意义
（一）东坡文化是黄冈厚重的文化遗产
苏轼（1037－1101年），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公元1080年至1084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其间，苏轼带领全家在黄州东门附近的五十亩“故营地”，开荒种地，帮补生计，并自别号为“东坡居士”。随后，他的文章多以东坡落记。因此，苏东坡的别号逐渐替代了苏轼正名，成为社会对他最普遍的称谓。苏东坡名诞生在黄冈，他在黄州创作的“一词两赋一（寒食）帖”等杰作，奠定了他的文化高峰，也决定了宋朝最高的文化成就。东坡文化涵盖面很广。既有最高的文学建树，也有家国情怀、廉洁从政、以人为本的积极思想；既有审美情趣，也有美食、养生文化；既有教育的创新举措，也有儒、释、道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实践，是造福黄冈人民的一座“金矿”。
（二）东坡文化是点燃黄冈文旅业全面发展的“引爆点”
文化旅游，因其关联性高、涉及面广、辐射带动性强，已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有活力的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一业突破，引领多业融合。
苏东坡文化是黄冈最接地气的文化。如“东坡美食”是鄂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高雅的文化内涵，又有浓厚的黄冈地方特色。宋朝以来，黄冈名厨根据苏东坡文章的记载，利用鄂东食材，创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56类89种东坡美食。目前，黄冈东坡美食传承人张斌先生已在自己的酒店开发出31种东坡美食，大受消费者欢迎。同时，我们还可以开发东坡文化创意产业，如东坡笔、东坡帽、东坡竹杖等，以此助力东坡文化旅游经济发展。
旅游业可赓续的资源主要是地脉和文脉。黄冈地脉有大别山世界地质公园；文脉有历史古迹、东坡文化、红色文化、绿色文化、名人文化、医养文化、禅宗文化、乡村文化和“黄冈中学”教育名校等文化旅游资源。同时，旅游经济是富民经济。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可增加黄冈市民在参与服务旅游业中的经济收入，巩固乡村脱贫成果，为共同富裕作贡献。
（三）“黄州东坡”是武汉城市圈乃至中国中部独特的旅游品牌
旅游产业讲求旅游资源的独特性，特色是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竞争力和生命力之所在。黄冈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打造“东坡黄州”旅游品牌，是最具独特性和唯一性的旅游品牌。
苏东坡有描写三国故事的文章50余篇，世人称他为“三国迷”，其文化也可与“三国文化”紧密融合。苏东坡也有赞美长江的诗文20余篇，世人称他是长江形象的代言人。东坡赤壁已与长江旅游集团签定了旅游合同，“东坡黄州”景区也必将成为国家长江文化公园的重要景区。
黄冈是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有5700多处文化遗址遗迹、160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1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20多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二、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打造“东坡黄州”旅游品牌的有利条件
（一）苏东坡是世界文化名人品牌，对游客有很强的吸引力
2000年，法国《世界报》组织评选千年间世界级杰出人物，全世界共评出12位，苏东坡名列其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同时，在《习近平用典》一书中引用典故最多的也是苏东坡。苏东坡的家国情怀、文学艺术、养生美食、儒释道研究等典籍，得到了世人的广泛传承。苏东坡文学作品编入大中小学教科书有30余篇之多，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之首。
国家一级编剧、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篇历史小说《苏东坡》作者徐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苏东坡是我心中第一文化巨人，我是他的‘粉丝’”。并称苏东坡是中国文化的一座宝库，应当让他走出书斋、走向大众。
2000年7月，法国《世界报》副主编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在《世界报》上发表关于苏东坡的文章之后，时任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给让·皮埃尔·朗日里耶打电话询问后说：“在我们长时间的通话中，我被他所讲到的苏东坡的写诗技巧、诗句的长度、形式和韵律深深打动。”随后，让·皮埃尔·朗日里耶惊讶地说，他发现法国国家元首都对苏东坡是如此了解。在法国还有很多“苏迷”。作家克劳德·罗伊在1994年曾写作“千年之前的朋友——苏东坡”；作家帕特里克·卡雷写书《永垂不朽》，对苏轼被流放到黄州嬗变为苏东坡的经历给予赞赏。
（二）东坡赤壁等苏东坡居黄州遗址遗迹是游客向往的目的地
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他的居所有定惠院、临皋亭、南堂以及客舍雪堂等四处，并游遍了当时黄州城区及周边的禹王城、赤壁、安国寺等50余个景点。同时，黄冈市境内的团风禅智寺、欧阳院，红安的桃花书院，麻城的岐亭、春风岭、万松亭、丫头山，罗田的东坡井、錾字石，英山的团黄贡茶，浠水的清泉寺、庞安石故里、巴河口、伍洲、绿杨桥，蕲春的天峰麓、溪堂、达城庙，武穴的仙姑山、风波亭、东坡泉，黄梅的五祖寺等等。可以说，黄冈处处都留下了苏东坡的足迹，县县都有苏东坡的故事。
在武汉城市核心圈中也留存有苏东坡不少的遗址遗迹，如武汉的黄城、萧寺院、阳逻古渡口及古黄州，鄂州的西山、樊山以及花湖机场旁边的王齐愈、王齐万兄弟故里，黄石的西塞山、磁湖、桃花寺、石田驿等等。这些遗址遗迹吸引了古今中外的官宦政要、文人墨客慕名而来，留下了不同时期的诗词文赋、楹联墨宝，让黄冈的文脉源远流长，越积越厚，誉满中华，走向了世界。
（三）“东坡黄州”旅游品牌有五景区十公园支撑
五景区是指：东坡赤壁景区、黄州古城景区、遗爱湖景区、黄州沙湖（道仁湖）景区、黄州新生洲（叶路洲）景区；
十公园是指：东坡赤壁公园、遗爱湖公园、宝塔“安国寺”公园、东坡码头及江滩公园、黄州古迹公园（包括千年古州府、东坡、临皋亭等历史遗址遗迹景点）、禹王城遗址公园、沙湖（道仁湖）稻田公园、沙湖（道仁湖）大别山珍希植物公园、新生洲（叶路洲）郊游公园、新生洲（叶路洲）采摘公园等。
（四）黄冈及周边旅游环境为打造“东坡黄州”旅游品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黄州背靠中国国际旅游城市武汉，火车从武汉直达欧洲；有长江二百里黄金水道通江达海，还有国际客货联运的鄂州花湖机场。黄冈是名人大市，有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昇、明代医药双圣李时珍、现代地质科学巨人李四光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巨匠，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三位中共一大代表和百位开国将帅。同时，黄冈还有大别山世界地质公园。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打造“东坡黄州”旅游品牌，对内可与黄冈全域红色旅游、绿色旅游、古色旅游和医养旅游等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对外可与武汉城市圈乃至中国中部地区错位发展，既可以丰富区域旅游特色，也可搭建优秀历史文化的“旅游联盟”，实现区域内项目互动、功能互补、产业互联，乘“船”出海，搭“机”腾飞，借“市”发展。
三、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打造“东坡黄州”旅游品牌需要着重做好几项工作
（一）领导重视是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2年6月8日在四川眉山考察三苏祠时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为此，他还殷切地询问了东坡文化研究传承等情况。打造“东坡黄州”旅游品牌，推进东坡文化旅游区建设，无疑是我们黄冈传承优秀的东坡文化的重要举措。为此，黄冈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很重视东坡文化旅游建设，并亲自指导和协调品牌打造工作。建议成立市委书记、市长为领导小组组长的领导机构，在市委办公室成立相关协调督办的专门办公室。形成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市长亲自抓，并授权一名能力强的市级领导专门负责抓这项工作。
要把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作为发展我市文化旅游的突破口，以此推进黄冈旅游业全面繁荣。要建立“上下联动、部门推动、统筹协调、合力推进”的协调推进机制。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并积极向上争取并落实好财政、金融、投融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
（二）精心建造是关键
1、精心策划，着眼未来。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于2022年5月6日向市委报送的《关于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的项目策划的报告》，是我们在广泛征求市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并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报告中我们建议：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首先应在黄州主城区规划建设“东坡赤壁、东坡黄州、东坡寻古、东坡三江、东坡沙湖”等五大示范景区，并以此带动全市的东坡文化景区景点的规划和建设。我们还提出规划建设“东坡三江”叶路洲生态采摘园和“东坡沙湖”湿地公园，这两个景区均对游客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这两个景区目前还没开发建设，规划便利，建设成本低，收回投资快。同时，还可利用城铁东站和即将建成的联东站的陶巴沿江一级公路、联东站到燕矶长江大桥一级公路、联燕矶长江大桥的黄州沿江大道和既联黄州沿江大道又联陶巴一级公路的叶路洲沿河大道，形成一个“东坡赤壁—东坡黄州—东坡寻古—东坡三江—东坡沙湖”五个景区快速循环通道。增加游客在黄州游览时间和旅游消费的更多选择。此报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及时批转市直有关部门调研并推进。同时，市委、市政府还筹资近百亿元，又招标引进了上海景域集团进行“策、规、建、管、运”一体化实施。
2、市场运作，项目支撑。黄冈东坡文化资源丰富，有千百亿投资空间。同时，黄冈东坡文化也有千百亿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资源以及相关旅游资源。当前，重点是要统筹盘活黄州城区东坡赤壁、宝塔公园、遗爱湖公园、黄梅戏大剧、赤壁宾馆等政府有效资产资源。同时，要把黄冈历史文化名城与东坡文化旅游区的五大景区十个公园一起规划、一起建设，做到“景城同建、城景一体、景在城中、城在景中”。要在黄州老城区改造中突出宋街宋景特色，将黄州的东坡诸胜目前难以确定的遗址，都镶嵌到古城街道里。如清晖堂、浮春亭、共适轩、扪腹轩、啸轩、镜心楼、一支堂、春草亭、水月亭、柯山园、如画亭、羡江楼、梦坡馆、居士亭、来云轩、文酒堂、览春亭、浮翠亭、韩氏园、开善院等，让黄州地名、街名、车站码头名、食品餐饮品种名，更多一些东坡文化符号，渲染东坡文化旅游氛围。
3、国际标准，精品示范。要运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东坡文化旅游区规划制定工作，并与世界文化旅游规划对标。要景城同建，做到“小切口建成大项目”。要在归“类”、扩“面”、延“线”、拓“链”上下功夫，同时在行、游、住、食、购、娱与安全、卫生设施、旅游资源开发与客源市场开发、旅游设施建设、旅游人才培养等方面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要留有充裕的建设空地，以备将来延伸发展。特别是东坡赤壁，要以建设国际旅游示范区为目标，融入三国文化和国家长江文化公园于一体进行规划，高昂东坡文化旅游区龙头。要按照持续、精品、市场、特色、网络、滚动等原则，为东坡文化旅游区景区景点进行详规设计，选择国家特级古建筑公司高质量建造。
（三）强化宣传是抓手
通过举办东坡庙会、东坡作品朗诵比赛、东坡文化艺术节等系列活动，提高群众对“东坡黄州”旅游品牌的认知度和参与积极性。把宣传“东坡黄州”旅游文化整体形象作为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范围组织策划大型形象宣传活动，拍摄以《东坡》《苏东坡》影视剧，通过省内外主流媒体加大对外宣传推介力度。重大外宣、招商、文化交流活动要与“东坡黄州”旅游宣传密切结合。开展由政府主导，景区、旅行社、星级饭店和新闻媒体“四位一体”走出去促销行动，建设集旅游信息咨询、散客接待和旅游投诉为一体的游客接待中心。建立健全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的旅游公众信息网，完善旅游服务体系，提供优质的旅游市场信息服务。培育东坡特色美食品牌，弘扬东坡美食文化。认真组织好旅游商品（纪念品、食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不断提高旅游购物在旅游收入中的比重。着力打造高品质的旅游演艺产品，把原真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旅游项目当中。要深度开发符合“东坡黄州”旅游品牌的文化旅游工艺品，提高导游的文化素养，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切实充实景区景点的文化内涵，提升景区景点的文化品位。随着黄州城区建设框架的不断拉大，进一步加强城区文化设施建设规划设计，构建精彩区域，并完善和续建东坡森林公园、东坡文化休闲广场等城市文化公园和景观带，提升城市文化内涵。
本次论坛的举办，对于充分探讨、认识和把握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入挖掘地方志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东坡文化是黄冈最厚重的底蕴、最响亮的名片。黄冈会持续弘扬东坡文化，持续深挖苏东坡的精神和情怀，加强苏东坡文化传承工程建设，提升东坡文化影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携手迈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新征程。
来 源：黄冈广播电视台记者 谢梓淇 王佳琦 刘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