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我从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秘书处科员的岗位下派到黄冈县路口区孙镇乡任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长。当地干部群众按社交称谓习惯把“副”字省掉了，都亲切地叫我“陈乡长”。
其实，真正的乡长名叫范海清，生于1930年，长我28岁，算得上我的父辈。范乡长长脸宽额，慈眉善目，身材高大，但显得清瘦。他是邻乡范家岗人，“半边户”干部，老伴和子女均在原籍务农。范乡长干部履历表上文化程度一栏填的是“小学”，但他的字写得不错，对数据也很敏感，全乡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胸有成竹，乡办企业和农业生产的家底烂熟于心。
范乡长坚持原则，密切联系群众，作风公道正派，艰苦朴素，任劳任怨。他对我以诚相待，言传身教。白天带着我走村串户，调查研究。晚上我俩睡在乡政府的油榨房里，经常聊到深夜。乡政府简易食堂不做晚餐，因为本乡的干部每天都回家吃晚饭。我有时在蹲点的孙家岗村农民孙凤仙家吃饭，有时就在集市上买点小吃。有一天晚上，守总机的话务员袁春英见范乡长和我晚饭没有着落，就用煤油炉炒了一碗白菜、一碗辣椒、两碗剩饭，摆在小桌上给我们吃。突然窗外有几个调皮的村民恶作剧，起哄喊叫：“大家快来看哪，乡长在大吃大喝啊！”范乡长一听火冒三丈，端起“一桌饭菜”放在大门口，对那几个村民和赶来的围观者说：“你们看啊！睁大眼睛看啊！有这样的大吃大喝吗？你们说，哪家的晚饭不比我们好？”围观者眼见为实，纷纷指责起哄者。
1984年12月，我调任黄冈县路口区委副书记，离开了孙镇乡。次年6月，我结束挂职，返回原单位。此后5年，每年春节前后，范乡长都要乘长途公共汽车，带着自己家里做的糯米糍粑和豆丝到武汉给我拜年。1990年，范乡长满60岁退休。这年正月在我家吃饭，我给他敬酒时说：“老乡长，您比我父亲还大3岁，您是长辈，哪有长辈给晚辈拜年的道理？再说，您今年60大寿了，交通又不方便，从明年起，您就不要给我拜年了。”范乡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豪爽而又诚恳地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他是厚道人，言而有信，说到做到。此后多年，我们常有联系，但从未见面。范乡长一向身板硬朗，2015年溘然病逝，享年85岁。当时我做完前列腺癌手术不久，行动不便，没能为他送终，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2018年夏天，我家来了两个陌生的不速之客，他们自我介绍是范乡长的儿媳清秋和孙子鸿宇。清秋说，公公在世时经常念叨陈叔是个好人，叫我们平时不要麻烦陈叔，有大事就找陈叔帮忙。鸿宇那年高考只考了380分，高职高专的分数线是200分。他想读武汉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专业，但没有填报这个学校。现在征集志愿，虽然分数够，但怕报名人多上不了这个学校，又怕即使上了这个学校又上不了这个专业。我见母子俩心急如焚，马上电话咨询该校主管部门省司法厅。答复是，符合条件，可以调剂到该校该专业。至此，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鸿宇在校期间，我帮他联系到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实习。临近毕业，清秋想我把鸿宇“安排”到该院工作。我批评她不懂政策，告诉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早就实行“逢进必考”了。恰巧，毕业前夕，省司法厅在该校定向招录100名戒毒警察。我又及时咨询了省司法厅，得知该校有400名应届毕业生符合报考条件，录取率达25%。我立即把清秋和鸿宇请到家里，告诉他们，考公务员竞争激烈，这次招考戒毒警察，机会难得。我帮鸿宇梳理了考试的知识点，并送了几本专业书供他参考。遗憾的是，鸿宇笔试名落孙山。我鼓励鸿宇跌倒了爬起来，再接再厉。鸿宇很争气，接着按“3+2”模式读完专升本，提高学历充实自己。鸿宇本科毕业时参加农行系统校招，笔试过关，但面试惜败。我肯定他有进步，并用蒲松龄的励志名联慰勉他：“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2023年元月，我感染新冠肺炎刚转阴，大病初愈，体质虚弱。一天深夜，清秋来电把我从梦中惊醒。她说她丈夫桂林患食管癌晚期，在武汉同济医院肿瘤科治疗。医院准备用一种进口药，间隔21天注射一针。“听说有的病友是间隔18天，为什么呢？”乍一听，我想用常识回答她，但毕竟是专业问题，我既怕说错又怕她不信任我。我连夜找同济医院心脏科的方教授帮忙，方教授次日一大早询问主管医生，然后给了清秋一个满意的解释。
桂林病情有所缓解，便转到离家近一点的鄂州中心医院继续治疗。5月13日，清秋来电，心急火燎地说，桂林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肺部和腹膜后淋巴结，并出现食管纵膈瘘，急需到武汉大医院做手术安装支架。她联系同济医院肿瘤科说没有病床。怎么办？经过多方努力，同济医院收治了。经仔细检查，因桂林的心脏和肺部严重积液，不能安装支架。清秋又找我，哭着说桂林只有56岁，多活一天都是好的，哪怕还有一线希望也不放弃。我找到方教授，转告了患者强烈的求生欲望和亲属坚决的救命态度。方教授同意收治，并邀请多科专家会诊，还亲自为桂林做了心包开窗引流手术。这个手术治标不治本，只能减轻病人的痛苦。术后第10天，桂林的心脏问题解决了，又为桂林安装了食管支架。无可奈何的是，桂林病情非常严重，接下来只能保守治疗，提高生存质量，抑制疼痛，延长寿命。
方教授大医精诚，医者仁心。他理解我的心情，给我发来微信：“由衷敬佩您对旧交后人的情谊和关爱，我一定尽力救治。您对自己的病情都没有这么用心啊！”方教授告诉我，桂林病入膏肓回天无力。我拜托方教授协调为桂林精心量身定做一个姑息治疗方案，尽量缓解他的生理痛苦和心理恐惧，以体现人道主义和临终关怀。我苦口婆心地开导陷入焦虑不能自拔的清秋：“你如果差钱，我可以帮助你。只要医院说还有救，我一定帮忙。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苍天有眼，你尽心尽力了，对得起桂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老乡长。”我说的不一定对，但确实是我掏心窝的话。之后，我还送桂林一小盒冬虫夏草滋补身体。
我和桂林都是癌症患者，同病相怜。2023年3月，我的前列腺癌第二次生化复发。我感觉到自己的痛苦，也对桂林的痛苦感同身受。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如果能感觉到自己痛，那证明你还活着；一个人如果能感受到别人的痛才算个人。” 清秋感恩于我，我受之有愧，我充其量只是算得上一个托翁所说的“能感受到别人的痛”的人。桂林回黄冈大别山医院保守治疗期间，我隔三差五给他打电话或发微信询问病情，抚慰心灵，共勉抗癌。有时还充当“二传手”，帮他咨询武汉同济医院和中南医院的专家。
人生无常，生命脆弱。2023年9月7日噩耗传来，桂林在同癌魔顽强抗争270多天后，带着万般不舍告别家人，走完了56载坎坷人生最后的历程，呜呼哀哉！
40年前，我有幸与范乡长共事8个月，由此而成就了三代人的交情，这就是缘分。老乡长如果健在，今年应该是93岁。我把老乡长的儿子当兄弟，把老乡长的孙子当儿子，他们有事万不得已找我帮忙，是尊重我，也是信任我。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对老乡长后代委托的事，有的办得差强人意，有的办得不尽如人意，我深感内疚。我只想对老乡长的在天之灵说一声：“老乡长，我尽力了。”
（文/陈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