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一部中国粮食史，就是一部民族兴衰史。一百年来，在这部波澜壮阔的党史上，黄冈人写下关于粮食贡献的重要一笔。
细细翻阅这段历史，您可以看到这样的脉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鄂东人民在饥馑中奋起支持革命，“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最后一个儿子最后一尺布最后一把米送给红军”，走出了中央苏区第一任粮食部长陈潭秋。人民群众哺育革命火苗，支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获得空前发展，支持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麻城种“吨粮田”，红安干部种试验田，饶兴礼办农业合作社，千万干群兴修水利，誓教日月换新天，全面改写了鄂东粮食生产条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黄冈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民饶水佳一颗种子卖出38万元，黄冈走出了与“杂交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齐名的水稻育种专家朱英国院士，沿江5县市成为产粮大县，为共和国粮食安全再立新功。进入新时代，一批大学生、“海龟”返乡成为新农民，他们用新思维种田，与广阔的市场相连，结出累累果实。黄冈农科院专家在“藏粮于技”的路上深藏功与名。
黄冈，一块曾经饱经饥荒苦难的红土地，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老边穷”，以“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老区精神，用粮食“产销平衡区”的资源作出了粮食主产区的贡献。英雄的黄冈儿女，在过去、在现在，也必将在未来，继续为国家的粮食安全而奋斗。回顾这段党史，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从今天起，由市委宣传部策划，市史志研究中心、黄冈日报社、黄冈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党史上的黄冈粮食”专题，与您见面了。该专题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篇章，以专版、视频、新媒体产品的方式，向您讲述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作用，以此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走深走实。
“五一”假期，首都北京，春光融融。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一楼“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展厅里，一组图片吸引观众驻足凝思：
南湖红船复原景观前，陈列着出席党的一大会议的13位代表和2位共产国际代表的照片及简介，其中有3位是黄冈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慧僧（受陈独秀委托出席）。
在缔造共和国的峥嵘岁月里，44万黄冈儿女为国捐躯,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英雄史诗，革命老区黄冈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这奇迹的背后，蕴含着黄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风云激荡的粮食斗争史。
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展抗租、抗税、抗债、抗捐，实施“谁种谁收”措施,到抗战时期敢于打响敌后抗战第一枪，有力阻止日军“以战养战”阴谋,再到解放战争时期提供粮食保障,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党我军依靠人民解决粮食问题，留传了许多“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史诗佳话。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一部粮食史，就是一部民族发展史。一百年来，这部波澜壮阔的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黄冈粮食故事”。
一部《临时土地政纲》
承载着“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夙愿
八一村王锡九塆位于红安县七里坪镇。记者来到这里时，58岁的王从贵刚从田里劳作回来，正准备做午饭。
“我家10亩田地，水稻、花生、油菜都种了些。”王从贵说，种田收粮、烧火做饭这种平凡的日常，却是他祖辈、红军33军99师政委王德安追求的革命愿望。
耕者有其田，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夙愿。然而，新中国成立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
黄冈市史志研究中心提供的史料显示，彼时作为农业区的黄冈，有不少拥有数千亩土地的地主，如黄冈县大地主刘维祯拥有田地5000亩，黄安县大地主李介仁占有田地3920亩……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作出如此论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全国各地的起义烽火燎原，没收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等土地，分配给劳苦农民。
“打土豪 ，分田地”，八一村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这条斑驳可见的标语，叙说着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引爆的土地革命风暴。
走进七里坪镇长胜街列宁市苏维埃合作饭堂旧址，一面墙上张贴着数张泛黄的文件：1929年5月、12月鄂豫边区颁布的《临时土地政纲》《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等。
长胜街讲解员蔡平阳介绍，这是鄂豫皖地区第一个土地法，包括没收条例和分配条例，使鄂东地区土地革命由无章可循到有法可依。
麻城市革命博物馆陈列着一个特别的“土地使用证”，上面印有“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分给贫困农民耕种”等内容，签章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部印”。
这张土地使用证，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让广大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黄冈粮食斗争史。
《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中写到：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如鄂豫皖根据地分配土地后，1930年英山县水稻亩产增加二三成，有的甚至达到五成，出现了“赤色区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的情况。
一场生产自给运动
见证着“救亡图存”的英勇奋斗
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干部来德胜，是一位红色文物民间收藏爱好者。在他厚厚的收藏夹里，3张淡黄票证引起记者关注：
交租证、减租通知单、减租证，上面均注明了佃户姓名、本年实收谷、原定租额、依法减租、实交租额等。
“别小看这三张小纸片，反映的减租减息政策是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探索。”来德胜说。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凶残的日军在侵占鄂东期间，为达到“以战养战”目的，大肆掠夺粮食等物资,造成民众外逃,田地大片荒芜。1941年前后,鄂豫边区发生了粮荒。
开展游击战的八路军怎样解决吃饭问题？生活困苦的根据地人民怎样生存下去？
面对各抗日根据地普遍陷于物资极度匮乏的境地，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南泥湾精神”自此美名传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42年3月,鄂豫边区首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豫鄂边区施政纲领》,进一步明确减租减息的原则和规定：既要地主减租减息,又要农民交租交息；地租不得超过主要作物实收量的37 .5% ,保证所属地区一律按二五减租原则收租,佃农按此规定交租。
1943年11月，鄂豫边区党委作出了“亲自动手，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的决定，一场生产自给运动在血雨腥风的斗争岁月里蓬勃开展：
李先念、陈少敏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带头开荒种地,在群众中传为美谈；
黄冈雅霍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黄金彪带领群众奋战两个月 ,修起了防护堤 ,治服了历年危害农业的“龙水”……
随着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负担，比日军占领区和国民政府统治区人民的负担分别减少了80%和60%以上。
市史志研究中心主任江明说，鄂东各根据地人民缴纳公粮的积极性高涨,农业税征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黄冈每年约征公粮6万石，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张借粮证
浓缩着“军民鱼水情”的深厚情怀
在黄州区陈策楼镇陈潭秋故居纪念馆，馆藏着一张泛黄毛边的借谷证：证书上写着“此票为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盖有中华苏维埃粮食委员会的印章，签发者为中央苏区第一任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
该纪念馆解说员汪满介绍，1934年，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准备战略转移，但粮食供应成为难题。中央决定向群众借谷24万担，为即将长征的部队准备五到七天的粮食。时任临时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长）的陈潭秋临危受命，推行开源节流，发动群众，努力完成筹粮任务，被称为“人民的好粮食部部长”。
“粮食紧缺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面临的巨大挑战。” 江明介绍，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但缺衣少粮，既要同围剿的敌人作战，又要想方设法解决部队给养，主要靠大别山人民支援。
来得胜收藏着一张刘邓大军筹粮留下的“借粮证”，上面写着：“晋冀鲁豫驻地行政委员会借粮收据，第003365号，今借到黄冈县潘塘区村民南街稻子陆佰玖拾伍斤。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二十日”。他说，七里坪潘复兴粮行老板潘大钊将库存的12.53万余斤粮食全部献给了刘邓大军。
一张借谷证，承载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时光，记录了革命战争时期军民鱼水情。
据史料记载：在渡江战役纪念地团风，1949年3月至7月，经鄂东地区通过、渡江和休整的解放军约35万人。为支援解放军渡江作战，黄冈沿江各县党群紧急行动，筹集粮草和船只等，共供应了1.2亿斤粮食、7000多万斤柴草、2000多只船，保证了大军供给。
“我当时就是小兵一个，主要做支前的粮食征集工作。”今年92岁的潘知老人，当年跟着豫鄂三分区主力部队一起打游击。他说，1949年4月，黄安城获得解放，为积极响应“支援大军前进，解放全国人民”的号召，老百姓挑着箩筐为大军献粮，南下部队到武汉时，还带走了30 万斤粮食。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这首革命歌谣，是当年黄冈儿女前仆后继支援革命的真实写照。
记者在红安《列宁小学教科书》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记载：“姐姐缝了一个布袋，绣上‘拥护红军’四个字，悬挂墙上，每日抓米一把，积少成多，预备送给红军吃。”
一个个黄冈革命故事，生动地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黄冈粮食斗争史，就是一部体现党与黄冈老区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斗争史。
来源：市委宣传部策划，市史志研究中心、黄冈日报社、黄冈广播电视台
